等了很長時間，阿爺終於出手。港澳辦發言人於2月10日用答記者問的形式，透露內地和香港將會開疫情交流會，講香港防控疫情的政策措施。
對上一次內地香港的疫情交流會，在2020年12月22日舉行，當日新增63宗確診。時光流傳，今天單日新增1325宗確診，現在看當日的確診數真是小兒科而已。
上次開會的背景是2020年香港搞來搞去都未能清零，中央建議香港做全民檢測，特區政府老大不願意，終於在同年9月搞了一次非強制的「普及檢測」，有178萬人參加。這就是特首林鄭經常引用來做例子說「效率低」的那次檢測。其實不強制，效率自然低。
拖著拖著到冬天確診人數又開始上升，阿爺想叫內地專家和香港專家開會對接，研究香港如何加強防控疫情。
聞說當時特區政府高層聽到消息之後，卻大為恐慌，不想香港的專家和內地的專家討論，怕香港專家「跟了內地的一套」。政府最後派當時的政務司司長張建宗等港府官員，陪同香港專家與內地專家會面。
但那次會議，談得尚算不錯。內地專家明知特區政府諸多顧慮，也不想進行全民檢測，當時就將內地下一階段疫情常態化防控的招數，提前與香港溝通。內地的設想是，疫情持續不斷，在可能範圍內盡量不要實施全面封鎖，也不一定一有疫情就全個城市檢測，所以制訂了一套方案，進行小區封鎖和局部強檢，再加上快速追蹤，務求在初爆發、小範圍階段將疫情撲滅。是成本少、高效益的抗疫方案。
香港接受了內地這套小區圍封強檢方案，其後在佐敦4街封區，雖然當時有頗多的批評，但效果不錯。此後，一出現疫情，政府就封鎖涉事大廈，並進行強檢。政府使用這種方法，香港終於成功清零，市民享受了半年的無病毒好日子。不過，今趟遇上傳播力超強的Omicron變種病毒，政府沿用同一套的手法，就追不上病毒傳播的速度，尤其是香港的「安心出行」程式並無追蹤功能，不像內地有追蹤能力很強的健康碼和超強的流調團隊，香港的疫情亦最終失控。
今次兩地專家對接，希望阿爺能夠說服特區政府，採取果斷措施去壓制疫情，快速清零。袁國勇、梁卓偉等香港專家開始接受封城7日，希望可以快速清零。社會上也有越來越多人認為香港不想長期封閉，就要進行多次的全民檢測。不過，特區政府的高層和部分管治精英，仍然對這些較強硬的抗疫措施有保留，有行會成員就直言，相信政府思考類似封城建議多時，但認為港人根本不會接受，若全部由內地派員來港處理，更可能打擊一國兩制。
講到「打擊一國兩制」，就直指問題的核心。正如我過去所講的，香港特區政府願意執行的強制性抗疫措施，全部都是外國政府做過的，例如疫苗通行證，或者私人聚會的限制令。至於全民檢測，外國沒有做過，特區政府就不願意做。口講是人手安排不到，心裏其實是覺得「打擊了一國兩制」。這個想法的笑位是在於：什麼是兩制，無一個客觀科學的定義。只要是跟西方民主自由的制度，就是兩制。不跟隨西方政府做的事，就不是兩制。特區政府這樣的思維方式，只追求政治正確，像綁住了手腳跟別人打仗一樣，必死無疑。
面對蜂湧而至的病毒，當然是一場戰爭。兵臨城下，守城的將軍還要聽聽城內居民的意見，先開一個居民大會，討論一下什麼是不是違反民主自由原則的守城策略？恐怕大會還未開完，城牆已被攻破。面對病毒來襲，就像面對來侵略的敵人一樣，要用盡一切有生力量，將敵人消滅。
香港如果要封城，本地夠人本地做，本地不夠人，內地派員來協助，有何不可呢？在香港見到內地人員幫忙送飯，或者是協助進行全民檢測，這就等如沒有了兩制，這是什麼邏輯呢？
用同一個邏輯，意大利早已沒有了民主制度了，因為在爆疫之初，中國的醫療專家組，在2020年3月就曾到意大利協助抗疫。香港的所謂政治精英，不用大腦，只盲從西方的一套，面對洶湧而至的世紀疫情，只做政治正確的事情，新冠病毒若然懂得笑，看見這些大講「民主自由」的精英對手，真是會笑到合不攏嘴了。
盧永雄
「公義不但要能實現，而且要以人們能看見的方式實現」(Justice must not only be done, but must be seen to be done)。這句法治名句源於英國首席大法官休爾特勳爵(Lord Chief Justice Hewart , R v Sussex Justices Ex parte Macarthy)，實踐法治要看得見，睇得到。香港法院審訊黎智英案，正好體現了這個「看得見的法治原則」。
黎智英與《蘋果日報》3間相關公司涉串謀勾結外國勢力案，經歷156日審訊，案件今日(12月15日)宣判，3名法官杜麗冰、李素蘭及李運騰一致裁定，主腦黎智英3項控罪包括一項「串謀發布煽動刊罪」罪成，另外兩項《香港國安法》之下「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罪」均罪成。這是香港首宗被定罪的「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案件。
法庭要不留合理疑點地證明黎智英進行煽動，以及勾結外國勢力；而《香港國安法》在2020年6月30日生效，禁止勾結外國勢力的行為，由於法律不能溯及生效前的行為，故要證明黎智英在《香港國安法》生效後仍有勾結外國勢力，才能入罪。
主審法官判詞顯示黎智英罪成有兩個關鍵要點：
1. 黎智英證供不可信。
判詞指法庭認為黎智英「作證時多處自相矛盾、前後不一、閃爍其詞和不足為信。法庭拒絕接納他的證供。」可見法庭認定黎智英是一個「大話證人」。
至於案中的主要控方證人是6名從犯證人，當中4人（即張劍虹、陳沛敏、楊清奇和周達權）於相關時間是《蘋果日報》的高層。他們各自供述黎智英密切管理和親自控制《蘋果日報》的編採方向，以至於當時負責《蘋果日報》社論及論壇版的主管楊清奇稱他們只有「鳥籠」自主。楊清奇表示自己在撰寫社論及為論壇版選稿時，會以黎智英的觀點和立場作為指引。幾位證人亦提到，黎智英在飯盒會上將自己的政治觀點告知《蘋果日報》的高層。這有助法庭判定黎智英不是一個尊重新聞自主的傳媒人，而是一個操控輿論機器的煽動者。
其餘兩名從犯證人為陳梓華和李宇軒。陳梓華供述在2019年，他嘗試協助李宇軒為「G20」團隊的國際文宣活動尋求經濟援助，以呼籲外國向中國及香港特區施加政治壓力。
判詞指「每一名控方證人均被深入盤問，但這無損他們任何一位的可信性，法庭裁定他們都是誠實可靠的證人。」法庭認定6人是「誠實證人」，故相信他們描述的案發經過。
2. 《國安法》生效後繼續犯案。
法庭裁定「案中有大量的證據顯示在《香港國安法》生效後，黎智英繼續表達其反中國的立場，進行請求外國實施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的活動。但他這樣做時就採用了一個較為間接和隱晦的策略，收斂了自己的激烈言辭。這點可從《蘋果日報》的社論、論壇、他自己的文章、帖文和節目中看見。
法庭基於案中的證據，裁定黎智英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前請求外國（特別是美國）實施對中國和香港特區進行制裁、封鎖的活動，在《國安法》實施後並沒有停止。即使他的請求變得含蓄和隱晦，但是他進行其活動的意圖依然如故，故裁定他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罪名成立。
如今黎智英案初步審結，法庭將考慮各被告的求情後，稍後才會判刑。按《香港國安法》第29條，觸犯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罪，罪行重大的，處無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
事後回看，事發後陳梓華和李宇軒意圖逃往外地，被截獲遣送回港後，願意出任從犯證人，而《蘋果日報》4名高層亦願意出任從犯證人，是案件偵查的關鍵轉折點。由於黎智英策劃的勾結外國勢力活動秘密進行，控方本來不易搜證，但有從犯證人指出事件真相，就有助建立完整的證據鏈條，對起訴有很大幫助。
從黎智英整個審訴和判決可見，香港法庭審理黎智英案，並不是速審速判，而是經歷156日審訊，讓控辯雙方證人詳細作供，各自被仔細盤問，誰講真話，誰說大話，公眾一目了然。法庭採用「看得見的法治原則」，既保障了被告的權利，也進行了公正的審訊，最後不留合理疑點地，證明黎智英罪名成立，彰顯了香港的法治。
反觀美西方，卻不斷干預香港的審訊。在黎智英案開審前夕，已有美國國會議員提出議案，要求白宮制裁多位特區政府官員、檢控官和法官，意圖恐嚇法官。在案件審訊期間，有美國國會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議員，持續就黎智英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案件，以及就黎的羈押安排，作出偏離事實的評論，訛稱黎智英受到虐待，干預香港司法。到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近日發表「2025年報告」提及黎智英案件，亦肆意抹黑香港特區的依法執法、檢控和司法機關，向司法機構作最後施壓。
這件案件的焦點是黎智英勾結美國等外國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美國議員和政客就是勾結黎智英的當事人，他們惡意評論事件，妨礙香港司法公正的意圖太明顯了。
美西方對本國危害國安的案件從嚴處理。看當日美國法庭對2021年國會山騷亂案參與者、右翼組織驕傲男孩負責人塔里奧判處22年徒刑，就知道他們對煽動暴亂份子毫不手軟。但他們卻對香港類似事件說三道四，其雙重標準，令人厭惡。
香港法庭判定黎智英有罪，聞者足誡，法庭判決警告反動份子，勾結外國勢力，出賣國家，不會有好下場。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