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人民幣和內地股市大跌，令人擔心中國經濟會失去動力。中央亦開始放鬆銀根，之前降低了存款準備金率，近日亦降低了外匯存款準備金率。
但阿爺並不習慣採取大水漫灌方式瘋狂放水手法，只會略為放水，正當大家都在猜測阿爺會出什麼招數支撐經濟時，看到中央財經委員會開會。4月26日，身兼中央財經委員會主任的國家主席習近平親自主持。看完會議公布，發現有料到。
會議公布的內容非常詳細，特別是提到要大力投資基建，會議指出，中共的十八大以來，在重大科技設施、水利工程、交通樞紐、信息基礎設施、國家戰略儲備等方面取得了一批世界領先的成果。同時，必須認識到，國家基礎設施同國家發展和安全保障需要相比，還不適應。全面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對保障國家安全，暢通國內大循環、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擴大內需，推動高質量發展，都具有重大意義。
看完這次會議的公布，有幾點總結。
第一，如果中央大力放寬對樓市管控去支撐經濟，在內地的爭議比較大，但是大力投資基建，就沒有多大爭議。唯一可以挑剔就是是否財政開支太大，但投資基建是攤長多年的資本性投資，對短期財政預算的壓大反而不算太大。
第二，會議公布重點投資的是「新基建」。早幾年，外界已有評論指中國是基建狂魔，建橋建路建高鐵，已有議論，例如高鐵建到太偏遠地區，有點浪費；亦都有所謂「鬼車站」、「鬼機場」的說法。
所以，這次的著重點是「新基建」，例如把聯網、補網、強鏈作為建設的重點，著力提升網絡效益；加強沿海和內河港口航道規劃建設，優化提升全國水運設施網絡；發展分布式智能電網，建設一批新型綠色低碳能源基地；加快完善油氣管網；加快推進重點水源、灌區、蓄滯洪區建設和現代化改造；佈局建設新一代超算、雲計算、人工智能平台、寬帶基礎網絡等設施，推進重大科技基礎設施佈局建設；佈局建設一批支線機場、通用機場和貨運機場。
城市的新基建，目標是打造高品質生活空間，包括建設便捷高效的城際軌道交通，加強城市防洪排澇、污水和垃圾收集處理體系建設，還有防災減災、公共衛生應急，以及智慧城市等方面的基建。城市新基建重提升生活質素和防災。
至於農村新基建，要完善農田水利設施，加強高標準農田建設，完善農村交通運輸體系，加快城鄉冷鏈物流設施建設，以基礎設施現代化促進農業農村現代化。農村新基建重增加糧食生產。
第三，就是「國家安全」相關的基建，這個是比「新建基」更新的概念。不知大家有沒有留意，現在阿爺的思考會聚焦在一個世界環境急速變化、中美鬥爭加劇的前提下，考慮一個全新的佈局，之前我也提過內地要建立一個全國統一大市場。如今提出國安基建是一個全新的概念，照字面的理解就是從國家安全的角度考慮，特別是在中美有衝突時，中國的整套系統是否能運作得到，即使不是完全自給自足，都可以相對地自主運作呢？
從這個全新的考慮角度，每一個環節去審視，相信都會有很多地方需要基建投資。會議公布中沒有說明國安基建的具體內容，我想現在芯片還是嚴重倚賴海外供應，從一個國家安全的角度考慮，中國是不是要達到芯片基本自給自足？如果是這樣的思維方式，芯片產業的研發和投資是否都屬於國安基建投資呢？當然，儲油貯糧儲礦產儲原材料就更加是國安相關了。
所以在這個新基建和國安基建需求下，投資基建未必一定純粹是建橋建路建高鐵，還包括一些想像不到的全新領域，是回應新經濟來臨和全球大變出現，中國本來都需要做的事情，現在是有系統地加快推行，同時又對經濟有一定的推動作用。
李彤
不同地區的發展都有不同的特色，中國經濟發展成功，就吸引越來越多人研究中國成功的模式。
最近行政長官李家超接受傳媒訪問時透露，特區政府將首次制定香港自身的五年規劃，對接國家的「十五五」規劃，他將會親自領導跨局、跨部門、全政府的專班去統籌。特區政府管治思維出現轉變，開始為香港發展作全面謀劃。但香港搞五年規劃，難免會惹起一些物議。
第一，這是計劃經濟嗎？
要解答這個問題，要先知道中國五年規劃的起源和後期發生的重大變化。
簡單來說，社會主義國家的五年計劃是從史太林年代的蘇聯開始，起源於1928年的蘇聯。史太林推行第一個五年計劃，核心目標是農業集體化和加速工業化，希望在短期內建立一個能夠抵禦外部威脅的工業強國。當時的計劃經濟是一種高度集中的指令式計劃經濟，一方面展現出蘇聯的強大國家動員能力，但另一方面也慢慢暴露出，僵硬的指令式計劃不能切合經濟發展的實質需要。
新中國成立後為了快速實現工業化，初期也仿傚實行計劃經濟。在蘇聯的幫助下，中國在1953年制定第一個五年計劃，當時的核心是以蘇聯援建的156項工程為重點，要建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當時世界處於戰後的冷戰時代，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和以蘇聯為首的東方社會主義陣營，就是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比拼。
而中國的實踐計劃也經歷了三個階段的變化。第一階段是「建國初期」，由1953年的「一五」計劃開始，至「五五」計劃，是一個典型的計劃經濟體制。計劃性質是指令式計劃為主，政府直接調配各種資源，管理方式是由中央制定計劃和指標，層層分解下達。
時光流轉，中國在1978年開始搞改革開放，計劃也步向新階段，可以稱第二階段為「改革開放探索期」，由1980年的「六五」計劃開始至「十五」計劃。大背景是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計劃性質亦逐步從指令式計劃過渡向指導式計劃，管理方式是決策權開始下放，程序逐步規範化。
第三階段是「新時代發展期」，由2006年「十一五」規劃開始至現在。當年「十一五」開始將「計劃」改名為「規劃」，這個變化其實是一個質變，由指導性計劃過渡到變成一種宏觀性、戰略性和政策性的規劃。管理方式是將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相結合，強化基層參與和科學評估。
所以中國如今已不再是計劃經濟，而是一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現實上五年規劃就是會定出宏觀戰略性的發展目標，然後按不同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指標，謀劃不同領域的政策。
簡單總結是，即使內地搞的也不是計劃經濟，只是作出發展規劃。香港特區政府的體量和職能比內地政府更少，能夠控制的資源和政府的能力相對有限，所以香港能夠做的規劃，可能是更宏觀和指導性的。
第二，務實的社會實驗。
以前西方講到中國的計劃，都會露出厭惡之色，認為是一些僵化的社會主義產物。但是隨著近年中國的經濟突飛猛進，表現出強勁的執行力和創新能力，外國對中國規劃的評價變得越來越正面。
例如美國芝加哥經濟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200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他在今年1月接受傳媒訪問談到對中國五年規劃的看法。赫克曼認為，中國基本上是進行龐大的社會實驗，以一種極其務實的方法推動發展：中國政府會提出意念，做出實驗，找出當中不能操作的部分，然後繼續推進。
赫克曼說他自己曾經走訪中國多個省份，看到中國地方政府按五年規劃嘗試不同的政策，實際上是做龐大的社會實驗，令他十分驚歎。而這些實驗的目的，主要是希望提升他們省份的人民福祉。他認為中國的官員不是在做公共展示，而是試行具體的政策，例如養老金政策或福利政策，然後審視數據，衡量這些政策是否可行，中國推動某些行業發展亦屬如此。赫克曼高度評價中國的規劃和以務實主義方式推動發展。
香港推動五年規劃，既要對接內地的發展方向，從中尋找可以協助國家發展的角色，同時為香港尋覓商機，以靈活務實的態度，不斷作出創新嘗試。
第三，西方亦有規劃。
很多人說香港是抄國家搞五年規劃，其實現在大家見到中國做得那麼成功，很多人都在抄中國功課。例如新加坡在2022年提出「經濟2030願景」，希望以一個宏大計劃推動新加坡經濟可持續增長；又例如美國特朗普政府去年發表《2026至2030財年機構戰略發展計劃書》，訂出美國再工業化與產業回流的大計。從全球發展的角度而言，搞計劃或者規劃，已經不再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專利。
香港搞五年規劃是新嘗試，應該抱著開放的思維，定出發展目標，透過規劃，對接國家發展方向，引領香港加速向前邁進。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