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推動巨輪起航

行政會議通過第6屆政府的架構重組方案，新方案是候任特首李家超和現任特首林鄭月娥商議的結果，相信亦得到中央的支持。

來屆政府會由3司13局擴大至3司、3副司、15局。先簡單總結新政府架構的變化：

第一，政務司、財政司和律政司都會增加副司長職位，同時強化司長辦公室的人手；

第二，新設文化體育及旅遊局，而運輸及房屋局將分拆成兩個局：運輸及物流局和房屋局。

第三，過去發展局歸財政司司長管理，而運房局歸政務司司長管理。改組後發展局、房屋局和運輸及物流局都會統歸財政司司長管理。財政司司長會管理6個政策局，政務司司長會管理9個政策局。

政府改組當然是為了解決根本問題，到底政府架構面對什麼問題呢？

香港回歸已25年，社會對政府最大的批評是很多重大問題，政府都無法解決。政府就像一艘巨輪，行走得相當緩慢，有時甚至在原地打轉。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去年7月16日「香港國安法實施一周年回顧與展望」專題研討會上提到，對香港的管治者要有更高的要求，強調他們「不僅要想幹事，還要會幹事、能幹事、幹成事。」問題是整個政府機器是否能夠「幹成事」呢？

在香港回歸之前，在殖民地政府的年代，縱使社會對當時的制度有百般的批評，但當時的港英政府仍然是相當高效。

有人說，是政府的AO（政務主任）出了問題。然而，香港回歸前政府的骨幹也是AO，為什麼當年的AO做到事，但如今的AO就做不到事呢？

邏輯上有兩個可能，一是過去的AO臣服於來自英國、較專制的殖民地長官，但回歸之後，同樣的AO卻與政治任命的領導班子對抗；另一個可能是回歸之後，香港政制急促開放，社會上反對政府的力量越來越大，政府高官要麼與反對者妥協，要麼是為官避事，少做少錯。無論是因為那個原因，客觀上都會令政府這艘巨輪，不會按阿爺以至市民的意願前行。

所以，政府改組，著眼要看的，除了是具體的政策局構成，也關乎改組的大方向。其中一個變化是擴大政治問責班子，增添13個政治委任官員和57個公務員職位，涉及每年總薪酬開支增加9500萬元。

批評者會認為政府改組，越搞越浪費；支持者則期望政府大幅強化高層管治團隊，能推動政府這艘巨輪前行。

有某位政務司司長曾經講過，他的辦公室只有4人，根本是「無爪蟛蜞」，很多事情想做也做不到。猶記得特首林鄭月娥在去年的《施政報告》中，提出要改變是高官聘任制，要求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按能者居之的原則，選拔首長級官員時不論資排輩，甚至可以不局限於公務員團隊之內物色。政府有1500個首長級職位，其中AO職位有300多個。當時有消息傳出D8級的常秘也可能對外招聘。從外引入能者，以新血衝擊舊血，這是一個方向。

不過，政府現在似乎行另一個方向，就是重組、強化3司團隊，由3司去推動政府向前。

特區政府完善了政制之後，解決了一些固有問題，但又出現一些新的問題：一、現時立法會的90個議員之中，只有一個議員勉強算是反對派。當反對派消失之後，政府就再沒藉口說因為反對派議員拉布，令施政不前；

二、過去政府官員長期被反對派威嚇，部份官員已養成為官避事的心態，就像患上了「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指受害者最後變成同情加害者的心理狀態），

政府高官即使不再面對反對派壓逼，會否仍然不敢做事？

三、完善政制之後，建制派主導，但他們向政府施壓，甚至在利益交換上，絕對不弱於反對派。究竟建制派會形成一個健康正面的推動力量，還是會變成對政府施政的新阻力，令到政府仍然強不起來呢？

這些問題都未有答案。而來屆政府似乎試圖強化3司，去推動施政向前。這個改革若要成功，由特首、3司、3個副司長，是否能夠有夠大的主觀能動性，去推郁政府這艘巨輪，是成敗的關鍵。

大家其實都不要太害怕政府這艘巨輪會撞上冰山，反而是害怕這艘巨輪不動如山。無論是房屋、國安以至經濟發展，若政府不作為，根本解決不了。

盧永雄

內地大連市宣佈，由5月17日起，進行全民常態化核酸檢測，星期二所有男性做性檢測，星期四所有女性做檢測，等於一個家庭每週做兩次檢測，這是較經濟和較有效防範Omicron變種病毒傳播的方法，也是一個全民風險預警機制。

內地確實是以科學的態度，不斷學習，不斷變身去應對新冠疫情。Omicron 變種病毒由於傳染力強，中國四大一線城市深圳、廣州、上海和北京先後破防。深圳和廣州反應迅速，在疾情散播的較早階段全面控制，上海反應較慢，一度出現嚴重爆發，現在已經受控，而北京仍在努力控疫。

國家面對Omicron的高傳染性和西方世界一片的躺平聲音，早前要在兩條道路作出選擇：一是跟隨西方馬上在現階段與病毒共存；二是繼續「動態清零」。國家最後確認繼續「動態清零」。

面對Omicron這樣快速傳播的病毒，無法完全切斷所有輸入的個案，如何可以做到「動態清零」呢？原來國家已開始試驗一種新的方法，將核酸檢測常態化，在各城市定期進行全員檢測，等如定期掃描有無本地社區感染。

以大連市的方式為例，全民以男女性分開(各佔一半人口)，每星期各做一次檢測，等於所有人一星期做一次檢測，一年做52次檢測，可以在疫情散發初階段，將隱藏的傳播者找出來。若市內部份地區爆發疫情，可以改為3日一測、2日一測、甚至每日皆測，機動應變。

內地確保居民依指示進行全員檢測，主要依靠健康碼的檢測碼，每次檢測完畢後，檢測者都會得到一個檢測綠碼，可以自由進出公共場所，沒有如期做檢測的人，綠碼就會變成黃碼，很多地方都會去不到，這就確保了市民會遵守檢測規定，做定期檢測。

另外中央指令各城市大量設立「15分鐘的檢測圈」，讓居民在15分鐘內的步行時間可到達檢測站，減少市民的做檢測的不便。

這種常態化全員檢測新思維，有幾方面值得討論：

第一是成本。西方對國家進行全民檢測的成本估算有高有低，野村證券估計每個檢測成本要20元人民幣，每48小時對70%的人口進行檢測，大約等於中國財政總開支的8.4%或GDP的1.8%。但我相信野村這個數遠遠高估了，因為內地恒常化的大規模檢測成本不用每個20元人民幣。以大連的方法，只是每星期進行一次全員檢測，成本會遠低於野村的預測。

而高盛則估計，中國進行全民檢測，下半年的開支，只佔中國GDP的0.2%。如果高盛的預測數字準確，國家全民檢測常態化，可大大減少需要封城的機會，進行定期全民檢測的成本，會遠比爆疫為低；

第二是人命代價不可估量。進行常態化全民檢測，可以防止疫情爆發。若疫情爆發，就要付出人命成本。香港的第5波疫情的死亡人數超過9100人，若以此推算同樣情況發生在內地，將會損失173萬條生命，如此巨大的人命傷亡，根本不可以用經濟數字來衡量。常態化的全民核酸檢測，可以防止疫情爆發，是最最最安全的方法。

第三是減少「長新冠」災難。感染過新冠病毒，部份患者會有長期的後遺症，已經是鐵一般的事實。患者會出現嚴重的疲倦、味覺喪失、大腦缺損和性功能衰退等等所謂「長新冠」病狀。不同國家、不同地區估算患有「長新冠」的人數不一樣，以長新冠佔感染新冠人數2%，假若中國有一半人口，即7億人感染新冠疫症，2%就等於1400萬人成為長期病患，全國的勞動力將會下降，所付出的代價極其驚人。英國曾有人說新冠死了老人節省了社會開支，英國因新冠死亡有17萬人，但嚴重長新冠有25萬人，以為新冠死人減少醫療開支，原來不減反加。

所以，中國推行常態化的全民核酸檢測，利大於弊。若能試驗出有效對Omicron病毒傳播「動態清零」，下一步可以試驗把入境隔離時間由21日縮短到14日甚至7日，就可以進一步減少控疫的社會成本。香港也要思考能否進行常態化全民核酸檢測。

盧永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