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軍「蘇-35」首飛台海的深層警示

這兩天是台灣黑暗的日子。5月30日，解放軍一共出動了30架次戰機在台海巡航，是今年以來，單日第二多的數目。

5月31日，高雄空軍官校一架AT-3教練機5月31日失事，少尉飛行官徐大鈞殉職。台灣戰機訓練機老舊，又要回應解放軍的軍事壓力，台灣連飛行員也不夠，但加緊培訓又容易出事。今年已發生3宗重大飛行安全事故，一架F-16V戰機、一架幻影2000戰機和今次這架AT-3教練機先後出事，兩個飛行員殉職，意外率非常高。

再看看5月30日解放軍高強度的台海巡航，據台軍的緊急通報：「解放軍空軍30架次戰機，飛越了台灣海峽南部。」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解放軍的機隊包括俄製的蘇-35戰鬥機2架次、蘇-30戰鬥機2架次。

解放軍「打卡式」巡台一年多，陣容不斷加強，而解放軍出動蘇-35戰鬥機這個「重磅的大傢伙」，更是第一次出現在台灣海峽上空。解放軍這次大規模巡航，有多方面的軍事含意：

1. 對台軍足夠的折騰。每次解放軍大機群飛到，台軍戰機都要起飛應對。台軍方早透露：「大陸機艦擾台頻繁，故向立法院報告動用預備金7億1013萬元新台幣，支應頻繁緊急升空的IDF及F-16型戰機零部件。」換言之，大陸出雞，台灣只出豉油，台軍都疲於奔命，玩「台獨」是有成本的。

2. 不對稱的戰力。解放軍是以遠比台軍超前的空軍戰力，震懾「台獨」。這一次解放軍這麼大規模出動主力戰鬥機、遠程干擾機、預警機、電子偵察機，台軍的F-16、幻影-2000、IDF戰鬥機不是對手。萬一開戰的時候，面對解放軍的電子戰，台機可能根本無法從機場起飛。

3. 劍指美國航母。解放軍今次出動俄製的蘇-35戰鬥機，是4代半重型戰鬥機，具有遠程、多用途等特性。早在2015年，中俄簽訂了20億美元合同，中國向俄羅斯購買24架蘇-35戰機。蘇-35戰機的性能接近第5代戰機，在不同戰場上已曾和美國最先進的F-35戰機交鋒。在敘利亞戰場上，位在敘利亞的俄軍赫梅明空軍基地連續遭無人機空襲，俄軍派2架蘇-57以「現役戰機」身份到敘利亞進行實戰部署。俄軍S-400雷達，曾發現了以色列的F-35戰鬥機，F-35隱型機現了形，俄軍迅速派出2架蘇-35戰鬥機進行攔截，隨後以色列F-35A戰鬥機緊急逃回了以色列。

解放軍今次出動蘇-35戰鬥機，和台軍的F-16型戰機存在著重大的代際差距。出動蘇-35也可以說目標不是台軍，而是美軍的雙航母戰鬥群，因為美國的列根號和林肯號航母，正在東海、琉球群島演練，可能成為解放軍戰機今次模擬攻擊的目標，因為美國航母上搭載了大批F-35C艦載機。

解放軍蘇-35首飛台海，除了軍事上的含意，還包含對美國的深層警示。解放軍若想警告「台獨」勢力，出動中國自身的殲-20戰機已經足矣，但出動俄製的「蘇-35」戰機，就有提醒美國，中俄有緊密的軍事合作。這和5月24日美國總統拜登在亞太搞局時，中俄兩國空軍在日本海聯合空中戰略巡航，有異曲同工之妙。美國你來搞我，我就專挑俄羅斯會做軍事合作。

中國對美不滿有兩方面，1. 不滿美國國務卿布林肯5月26日發表對華政策演講，鎖定中國作主要對手。布林肯講話後，中方的回應可以說一步步升溫，由開始時還說兩句「聽其言觀其行」，到後來外交長王毅的回應是火力全開。2. 外長王毅在斐濟首都蘇瓦主持第二次中國----太平洋島國外長會。中方事前擬定的聯合聲明並未獲得通過，皆因一個小國密克羅尼西亞聯邦反對。中國認定是美國在幕後搞局。

中美拳來腳住，中國展示中俄軍事合作，是朝美國最痛的地方反擊。

盧永雄

候任特首李家超上京，獲國家主席習近平接見。習主席在見面時談到香港政制問題，值得關注。

習主席說，去年以來在新選舉制度下，香港先後舉行選舉委員會選舉、第7届立法會選舉和第6任行政長官選舉，都取得了成功。實踐證明新選舉制度對於落實愛國者治港，保障香港市民行使當家作主權利，推動形成社會各階層各界別齊心協力建設香港的良好局面，都發揮決定性的作用，這是一套符合一國兩制方針、符合香港實際和符合香港發展需要的政治制度、民主制度，必須倍加珍惜、長期堅持。

習主席的說話，最值得注意是「長期堅持」4個字。這又衍生出一個問題：香港是否還會進行反對派期望的政制改革，實行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雙普選呢？

從西方政治學理論角度，政制由專制制度逐步發展成為西方民主制席，過程中的最大特點是增加了政治參與(Political participation)。而西方式民主制度是由西歐、特別是英國和法國等國家發展出來的。這些國家原來都實行君主制，國王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而國王欽點的貴族或神學士，是和國王分享權力的階層，協助他執政。但隨著技術革命、經濟發展，令生產力釋放出來，社會上逐漸產生了一批掌握了新技術和財富的資產階級。到18世紀工業革命時期，大批製造商、建築商等大資產階級興起，部份人甚至獲得貴族頭銜，他們意識到政治權利的重要性，想參政來為商業利益保駕護航。在此之後英國出現了議會改革，用以滿足資產階級的參政需求。

當年西方發展民主體制的特色，是新興階層興起，要求分享權力，若不能滿足就會帶來劇烈的衝突。而增加政治參與分享權力，就可以減少矛盾，令體制重獲平衡。

不過，理論歸理論，現實世界經過幾百年的發展，情況並不一樣。最關鍵的是一個城市、一個國家，並不是一個孤立的存在。外部勢力，特別是世界的霸權，往往會覬覦別國的資源，從寶貴的石油和礦物，到關鍵的貿易戰略位置，甚至是可以作為攻擊對手的跳板，她們會煽動敵國的民族分裂，去瓦解對方。有外部勢力干預的情況下，發展民主制度，擴大政治參與，分享權力，是否可以令到一個地方的政治重獲平衡，就成為很大疑問。現實上，有很多國家或者地區，都會見到一路發展民主，一路帶來永恆的衝突。

香港搞政改，恰恰就是這種負面的例子，一打開了政改的潘多拉寶盒，精靈飛了出來，就不能再把盒子蓋上。

2010年曾蔭權第二次搞政改成功，將立法會議席由原來的60席增加到70席，包括5個直選議席和5個「超級區議會功能組別」議席，實際等如大區直選的議席。不過，政改成功不但沒有帶來穩定，還帶來更多的動盪，包括：

一、激進反對派的冒起，他們見到有更多的參與空間，就積極從政，攻擊傳統泛民，搶奪其議席；

二、年輕的獨派/本土派誕生。激進的泛民基於自己的政治利益，暗中大力鼓吹港獨思潮，將充滿理想的青年人，幻化成為獨派。這個激進化的過程，既滋潤了他們的支持者的沃土，亦進一步逼使傳統泛民讓步，不敢反對激進政治。

這就是香港全面政治化全面激進化的一個主要來源。

三、搞出無盡的街頭運動。每次政改完成之後，反對派不斷地催逼政府，甚至以街頭暴力，逼政府在下一次的政改，完全接受他們的建議。2014年的佔中，就是這樣產生。當年即使阿爺同意按《基本法》第45條規定「以提名委員會提名」後普選產生特首，他們就要廢除提名委員會，實現所謂的「真普選」。這是一個無休止的過程，直至一個西方接受政客當上特首寶座。

阿爺早已看透了這種局面，所以習主席也不妨打開口牌，告訴大家，香港完善了的選舉制度，會長期維持下去了。

盧永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