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打壓中國芯片產業無所不用其極，上月底，美國半導體企業接收到通知：美國商務部對中國芯片企業的設備出口禁令，從10納米的製程擴大到14納米製程，而且不僅針對中國本土企業，那些外國企業在中國的工廠，都受到限制。
一般而言，14納米製程是區分尖端芯片的分水嶺，芯片製程尺寸越小，代表工藝越先進。台灣的台積電9月將量產3納米制程的芯片，這類先進的芯片，體積極細，可以用在手提電話等需要體積極細芯片的電子產品上。
美國這個新禁令推出之後，令到台灣和南韓的芯片企業都大起恐慌。以南韓為例，其芯片巨頭如三星和SK海力士，在中國都設有芯片廠。美國商務部過去只限制中國企業購買生產10納米或以下製程的芯片的設備，如今擴展到14納米以下，受限設備不止生產高端芯片的極深紫外線（EUV）光刻機。而技術水平較低的深紫外線（DUV）光刻機美國也想限制出口去大陸。在中國設立的芯片工廠亦被列入限制之內，未來連購買DUV光刻機也可能出現困難。
台、韓企業在中國設芯片廠都是長期投資，美國突然搬龍門出禁令，就令到這些外資芯片廠也大失預算。
不過，《東亞日報》援引消息人士稱，美國商務部已通知了韓國政府，這次的出口限制不會影響到韓國企業在中國的工廠，令三星和SK海力士鬆一口氣。當然，台灣的台積電馬上就有疑問，台積電是否也可以獲得豁免呢？如果沒有的話，為什麼美國只寬待韓國企業呢？
外界對美國這種「大細超」的行徑有種種猜測。第一是利益考量，因為韓國企業購買的芯片生產設備主要是美國設備，如果不放寬韓國企業，美國的設備供應商也會受到影響。
第二是美韓關係。台灣已是美國的緊密「馬仔」，美國要台灣做什麼也可以，所以也不需要向台灣讓步。而韓國在很多問題上都和美國講數，例如美國要計劃組織美日韓台的芯片四方聯盟，台、日早已表態加入，而韓國還是猶豫不決，美國不想太得罪韓國芯片企業。另外南韓亦正因美國通過《通脹削減法案》向美國投訴，指相關法案排斥中國電池，大大影響到使用中國電池的韓國車企。美國可能不想在多條戰線和韓國反面，所以在芯片禁令上讓步。
當然，至於美國政界在背後是否還有鮮為人知的利益考量，永遠都難以說清了。
美國這種行為，讓我回想幾十年前讀大學時，與老師所講的美國制度南轅北轍。當年大學教授比較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民主制度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制度，得出的結論是美西方是「以規則為本」（rule-based），而社會主義國家是人治社會。以規則為本的社會，講究法治，法律和政策清清楚楚，不會存在太多彈性。彈性越大，隨意性越大，變成由領導人去決定，出現專制獨裁、貪污腐化，也就變成人治的社會。
我當時作為年青學生，對「以規則為本」的社會深感認同，但如今看來，一切已經變成笑話。
1. 美國濫用國家安全為藉口，胡亂定出種種禁令去制裁中國的芯片行業，令人無所適從。2. 美國伸展長臂約束他國，要求荷蘭艾司摩爾公司(ASML)不要賣製作14納米的DUV光刻機給中國，造成的損失美國會賠償嗎？3. 美國天天搬龍門，日日改政策，隨意性極高，全世界在美國胡搞下，無所適從。
美國現今的做法，既和我讀書時代「以規則為本」的西方民主社會背道而馳，更滲透出來一種覇權的味道。美國見到中國在方方面都超過美國，不思進取，反而出盡各種茅招打壓中國，來維持自己的霸權。美國的制度，還有什麼道德高地呢？
盧永雄
在1993年某一天，我在電視台工作，本來正在做一個專訪，公司急急來電，話滙豐遷冊倫敦，要馬上找新華社(即中聯辦前身)做回應。後來找到新華社副社長張浚生講了幾句，都是「遺憾」之類的反應，並無太激烈的批評。
後來有一次約了滙豐高層鄭海泉吃飯，他剛從北京回來，和滙豐的大班一起，拜會了當時總理李鵬。鄭海泉說，會面前他們很擔心李鵬會問起，滙豐為何遷冊，是否對香港前途無信心。但和李鵬見面時，李鵬對滙豐遷冊之事隻字不提，只問他們對香港前景的意見。一眾滙豐高層從人民大會堂會見的地方出來時，都鬆一口氣。鄭海泉直言見李鵬時他十分緊張，出了一身冷汗，會面後才如釋重負。
聽到鄭海泉離世的消息，回想當日他講起此事時眉飛色舞的情景，還如同昨天之事，不勝唏噓。
不過這個滙豐高層北訪的故事，卻想起《老子．五十八章》的名句：「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
滙豐前身香港上海滙豐銀行，1865年3月在香港開業，同年於上海及倫敦開設分行。滙豐在英國開始對香港實行殖民統治23年後就開業了，可說是一間典型的英資洋行。
滙豐隨著香港成長，時光流轉，到了1979年3月，港督麥理浩率同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簡悅強及政治顧問魏德巍（即後來改了中文譯名衛奕信）訪京，麥理浩回來後只覆述了鄧小平一句話：「香港投資者可以放心。」但在閉門會談中，鄧小平已向麥理浩申明，中國打算在1997年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麥理浩回港後，港英政府馬上展開一系列應對97問題的部署。行政局首席議員簡悅強其後更堅決辭去所有公職，並將東亞銀行售予李國寶家族。以滙豐和港英政府如此親密的關係，估計亦風聞北京的部署。
當時各大英資公司，進入一個「各自修行」的階段。滙豐銀行就開始把業務國際化。1980年，滙豐入股美國海豐銀行，海豐銀行在1987年成為滙豐的全資附屬公司。
1981年，滙豐銀行收購英國蘇格蘭皇家銀行失敗；但滙豐收購英國大型銀行的興趣未有減退。到1987年，滙豐終於成功入股英國米特蘭銀行。
到1990年，滙豐銀行進行結構重組，成立一間控股公司，名為滙豐控股有限公司，分別在香港及倫敦的交易所上市，最後在1993年遷冊倫敦。滙豐的國際化、重組、遷冊3部曲基本完成，借此規避97回歸可能出現的政治風險。其後滙豐全面收購英國米特蘭銀行，最後出重手收購做次按的美國Household，她的「環球銀行」佈局，大體完成。
如果美國的金融業務蒸蒸日上，如果歐洲的金融業務一帆風順，無人可以深責滙豐的過渡安排。
不幸的是，過去25年，正好是一個東升西降的年代，滙豐投資美國遇上2008年的次按風波金融海嘯，投資英國又遇上脫歐風潮烏克蘭危機，國際化策略損手收場，最有增長潛力的大中華市場變成投資不足，只能嘆句時也命也。如果當日李鵬怒罵滙豐高層，滙豐因而收慢國際化步伐，其實是福不是禍。不過這個世界，沒有「如果」。
一個人，一間公司，一個國家，最怕搭錯車。若然上一架車順風順水，自己也會風生水起。若以1997為界，滙豐頭132年，搭上香港這架快車，以「Hong Kong Bank」之名，做到風生水起。自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這44年中國更是一架巨型快車，帶動香港騰飛，滙豐自然受惠。一轉軌道，馬上出事。
中國定了兩個一百年的目標，到2049年建國一百年，要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中國這架快車，繼續高速向前。一間公司若然選錯邊上錯車，就很難有運行了。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