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早前決定不承認被捕的7個西醫所發出的有問題的兩萬多張「免針紙」，並予以一定的寬限期，讓持有該等「免針紙」的人士，再徵詢其他政府或私人醫生是否有合理理由可獲「免針紙」。
其後有「長洲覆核王」之稱的郭卓堅入稟申請司法覆核局長是否有權不承認那兩萬多張「免針紙」的權力。法庭亦發出臨時禁制令，令「免針紙」暫不失效，法官高浩文(10月21日)頒下判辭，指政府無權廢除涉案免針紙，裁定郭卓堅勝訴，並推翻政府原有決定，判決令2萬「免針紙」將繼續有效。
事件涉及的法律爭拗在於郭卓堅入禀指，據《預防及控制疾病（疫苗通行證）規例》（第599L章），沒有賦予醫務衛生局局長廢除「免針紙」的權力。但政府認為，相關規例賦予醫務衛生局局長廣泛權力應對公共衛生的緊急情況，從而可以理解政府有廢除「免針紙」的權力。
高院最後判政府敗訴，政府可以有3種方式回應：
1. 決定放棄，任由這2萬個持有問題「免針紙」人士繼續使用這些「免針紙」；
2. 就高院的判決提出上訴；
3. 緊急立法，賦予醫務衛生局局長廢除「免針紙」的權力。
如果政府選擇不作為，首先風險在於這2萬個持有問題「免針紙」的人士當中，可能絕大部分並無獲取「免針紙」的合理理由，但他們卻可以不接種疫苗進出指定的公共場所，這個制度漏洞導致有2萬幾人既讓自己暴露在感染風險當中，亦加大他們把病毒帶入受管制的處所，例如老人院或食肆的風險。
其次是暴露了制度的漏洞。政府防控疫情時會遇到各種各樣的情況，而法庭窄義理解相關規例的內容，造成制度漏洞，亦鼓勵方方面面的人去挑戰或者不遵守相關的規定。
若政府選擇上訴，似乎不是一個很好地即解決問題的方法，因為上訴需時，而這2萬幾個持有問題「免針紙」的人，期間可以在受限制的處所自由進出，對公共衛生會構成實質風險。由於法庭已禁制了政府臨時運用權力限制問題免針紙，不能夠假設政府提出上訴，就能夠以再獲取臨時禁制這2萬張問題「免針紙」的權力。
最佳的方案還是緊急立法。一般人以為，要立法就要去立法會，其實並非如此。若政制訂正式的法例，就需要經過立法會的通過，經過頗為複雜的程序。立法會先設立法案委員會去審議，再由大會辯論之後投票表決。
而另一種法例是規則，例如第599L就是一種規則，規則也是法例，但只需特首會同行政會議就可以通過生效。各種各樣的規則理論上都要再經立法會形式上通過一下，而在一般情況下，立法會不會再討論這些規則，只會將一籃子的規則通過。所以，較現實的做法是修改599L，可以快速堵塞漏洞。
有人會問，法庭既然已有判決，政府再立法，是否在挑戰法庭的決定？
從大原則看，法治，就是依法而治。司法覆核是法庭可以審核政府的決策，有否違反「自然公義」（Natural justice）原則，如果法庭認定法律無賦予政府有某種權力，而政府卻行使該權力，就是違反自然公義。
而政府的回應方式，是透過合法渠道修改法律，令政府的行動有清晰的法律依據，只要不溯及既往，仍然無損法治。所以，特首會同行政會議修訂599L，賦予政府有權廢除有問題的「免針紙」，做法完全合法合理。
司法機構沒有制定法律的權力，也沒有挑戰政府和立法會訂立法律的權力，只能夠按法律審視政府有沒有權力進行相關的決定。所以，特首會同行政會議修訂相關規則，可以堵塞相關漏洞，又符合法治的回應方式。
盧永雄
在今年美國發動貿易戰聲中，中國經濟保持強大的韌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12月11日調高今年中國經濟增長預測至5%，明年增長調高至4.5%，分別較10月公布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分別上調0.2個及0.3個百分點。
中國駐美國大使館亦在社交媒體發出帖文，話中國在過去5年即十四五規劃期間，經濟增長強勁，由2020年的14.7萬億美元，增長到今年估計有19.3萬億美元，5年增加4.6萬億美元，這個增量已等如世界第3大經濟體的經濟總量。
如今世界第3大經濟體是德國，即是中國5年就生一個德國經濟出來。中國這種發展速度，的確驚人。
在駐美大使館帖文之下，美國網友的評論也很有意思，有網友話，「章家敦說中國會在明年崩潰，不過他在超過一個世紀前已作出此預測，他在那本《中國即將崩潰》的名著中，預測中國在2011年崩潰。在此之後，章家敦每次都講他只是估早了一兩年。所以最好把中國大使館這幅圖傳給他。」
講起「中國崩潰論」崩潰，最近又看到一篇很有趣的文章。紐約大學上海分校特聘教授郭怡廣 (Kaiser Kuo)在英文通訊平台《意念快訊》(The ideas letter)上刊登的一篇文章，題為:《大清算：西方應該從中國學到什麼》。郭怡廣認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一面鼓吹「中國崩潰論」，一面又大肆宣傳「中國威脅論」，這樣的矛盾體現了西方政客和知識份子的複雜心態：他們既無法接受又無法忽視中國在西方道路之外，獲得如此空前的發展與成就。
郭怡廣話，中國難以理解的驚人成就，包括減貧、發展、能源轉型等等。中國這些成就表明，無論西方對中國政治體制看法如何，當中國在許多方面取得非凡成功，當中國這個曾被認定落後的大國在可再生能源、人工智能和基礎設施等領域實現跨越式發展時，這樣對西方思想構成巨大挑戰。
美國曾相信「美國例外論」，認為國家之間有固有等級觀念。「美國例外論」意指美利堅合眾國地位獨特，獨一無二地以自由、個人主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等思想為建國基礎；國家穩定強盛，人民富裕幸福，外國無可比擬，在世界上引領捍衛自由潮流。
郭怡廣話，中國的成就系統性地動搖了「美國例外論」的根基，挑戰了各國要以西方作為規範、其他文明由此派生的國家等級觀念。它打破了多個曾經被深信不疑的教條，大家看到的新現實是：市場經濟未必需要自由民主；創新未必需要完全的政治自由；社交媒體未必能解放威權國家。
氣候變化問題清晰地映照出這場思想的大清算。面對氣候危機，人類的反應常常是否認和拖延；但中國不是這樣，中國本身就是一個「悖論」：她本來是最大碳排放國，但如今偏偏變成最大可再生能源建設者。這揭示了一個深刻啟示：本世紀的政治合法性可能更取決於「雜亂而緊逼情勢中的執行能力」，而非意識形態的純粹性。
郭怡廣話，中國展現這種績效式的合法性體現在多個維度：創造繁榮能力、大規模建設能力、壓力下的創新韌性、承受經濟脅逼的能力以及為全球挑戰調動資源的能力。在這些方面，中美之間的差異對比正越發難以忽視。這逼使我們思考：政治合法性是否必須兼具程式民主與治理效能？
郭怡廣話，美國當前的困境根源在於自身：戰爭泥潭、金融危機、政治極化、社會撕裂。美西方要停止坐待崩潰，必須認識到中國體系運行有效、成就顯著。等待中國失敗不是戰略，而是逃避現實。要擁抱多元的現代性，明白現代性不再是西方專屬。
既然西方學者都有反思，香港亦應反思。
我們在2021年開始完善政制，2022年新制度開始逐步運行，如今只過了3年，只是開始而非終結。在新制度剛剛運作之時，自然未夠暢順，自然會出現這樣或那樣的問題。這並非新制度的問題，這反而是舊制度殘留的問題，例如執行官員避事，就是這過去過份政治化的壓力，逼出公務員的「少做少錯」思想，最好「你睇我唔到」。這不是新制度缺乏監督的問題，這反而是舊制度過度監督的問題。
郭怡廣提到，政治合法性必須兼具程式民主與治理效能。
過去香港反對派單方面追求極致的程式民主，他們只是「美國例外論」的死忠信徒而已。如何在一定程度的程式民主基礎上，提高政府的治理效能，才是我們需要解決的問題。想重新提高程式民主，似乎解錯題了。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