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早前決定不承認被捕的7個西醫所發出的有問題的兩萬多張「免針紙」，並予以一定的寬限期，讓持有該等「免針紙」的人士，再徵詢其他政府或私人醫生是否有合理理由可獲「免針紙」。
其後有「長洲覆核王」之稱的郭卓堅入稟申請司法覆核局長是否有權不承認那兩萬多張「免針紙」的權力。法庭亦發出臨時禁制令，令「免針紙」暫不失效，法官高浩文(10月21日)頒下判辭，指政府無權廢除涉案免針紙，裁定郭卓堅勝訴，並推翻政府原有決定，判決令2萬「免針紙」將繼續有效。
事件涉及的法律爭拗在於郭卓堅入禀指，據《預防及控制疾病（疫苗通行證）規例》（第599L章），沒有賦予醫務衛生局局長廢除「免針紙」的權力。但政府認為，相關規例賦予醫務衛生局局長廣泛權力應對公共衛生的緊急情況，從而可以理解政府有廢除「免針紙」的權力。
高院最後判政府敗訴，政府可以有3種方式回應：
1. 決定放棄，任由這2萬個持有問題「免針紙」人士繼續使用這些「免針紙」；
2. 就高院的判決提出上訴；
3. 緊急立法，賦予醫務衛生局局長廢除「免針紙」的權力。
如果政府選擇不作為，首先風險在於這2萬個持有問題「免針紙」的人士當中，可能絕大部分並無獲取「免針紙」的合理理由，但他們卻可以不接種疫苗進出指定的公共場所，這個制度漏洞導致有2萬幾人既讓自己暴露在感染風險當中，亦加大他們把病毒帶入受管制的處所，例如老人院或食肆的風險。
其次是暴露了制度的漏洞。政府防控疫情時會遇到各種各樣的情況，而法庭窄義理解相關規例的內容，造成制度漏洞，亦鼓勵方方面面的人去挑戰或者不遵守相關的規定。
若政府選擇上訴，似乎不是一個很好地即解決問題的方法，因為上訴需時，而這2萬幾個持有問題「免針紙」的人，期間可以在受限制的處所自由進出，對公共衛生會構成實質風險。由於法庭已禁制了政府臨時運用權力限制問題免針紙，不能夠假設政府提出上訴，就能夠以再獲取臨時禁制這2萬張問題「免針紙」的權力。
最佳的方案還是緊急立法。一般人以為，要立法就要去立法會，其實並非如此。若政制訂正式的法例，就需要經過立法會的通過，經過頗為複雜的程序。立法會先設立法案委員會去審議，再由大會辯論之後投票表決。
而另一種法例是規則，例如第599L就是一種規則，規則也是法例，但只需特首會同行政會議就可以通過生效。各種各樣的規則理論上都要再經立法會形式上通過一下，而在一般情況下，立法會不會再討論這些規則，只會將一籃子的規則通過。所以，較現實的做法是修改599L，可以快速堵塞漏洞。
有人會問，法庭既然已有判決，政府再立法，是否在挑戰法庭的決定？
從大原則看，法治，就是依法而治。司法覆核是法庭可以審核政府的決策，有否違反「自然公義」（Natural justice）原則，如果法庭認定法律無賦予政府有某種權力，而政府卻行使該權力，就是違反自然公義。
而政府的回應方式，是透過合法渠道修改法律，令政府的行動有清晰的法律依據，只要不溯及既往，仍然無損法治。所以，特首會同行政會議修訂599L，賦予政府有權廢除有問題的「免針紙」，做法完全合法合理。
司法機構沒有制定法律的權力，也沒有挑戰政府和立法會訂立法律的權力，只能夠按法律審視政府有沒有權力進行相關的決定。所以，特首會同行政會議修訂相關規則，可以堵塞相關漏洞，又符合法治的回應方式。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