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英國《金融時報》一篇文章，分析美國處理中國氣球事件，題為《中美陷入破壞性的相互依存》的文章。文章說心理學家往往將世界分成兩種人格：妄想的和抑鬱的。前者彷彿總是在玩一個零和遊戲，而後者更加願意接受細微差別。人和國家也可以是兩種人格的其中一種。
《金融時報》文章作者將從英國脫歐、到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的現象，解釋為某種妄想的結果。指美國兩黨政客熱衷於指責中國偷走美國人的工作，但美國建立一個基於通貨膨脹而非收入增長為主的經濟，是美國人自己的選擇。自2000年以來，美國債務佔GDP的比重上升了95%，甚至現在比金融危機前還高。如果中國停止購買美債，所有這些都將難以為繼。
這篇文章的分析架構，和美國東西兩岸城市精英的思維類似，認為美國政治的極端行為，都是政客的一種妄想性的偏差。政客們看見一個中國氣球飄浮於美國上空，作出的反應也如是。
但我認為，這是一種傾向理想主義的分析，將政治看得太過單純，認為政客都是以民眾的福祉為依歸，卻忽略了他們幕後的利益考量。
最近在法庭案件，看到過去的反對派變成了控方證人，站在證人台上，供述發生的種種。越來越多的細節披露出來，卻讓人看不到很多政治理想的存在，反而看到的是奪權的利益考量。
這讓我想起20年前的一場飯局裏，一個反對派立法會議員的高論。當其時是2003年大遊行之後，反對派勢力驟增。酒酣耳熱之際，這個反對派議員有點激動，說他完全看不到，為什麼不能讓他們當上局長、司長甚至特首。他還舉例說，捷克的民權領袖哈維爾，在鐵幕倒台之後，上台執政，當上總統，甚至已經在當年2月落台。但香港的「泛民」，還只是在野派，做局長輪不到他們。
在他的言詞當中，我感覺不出有政治理想，反見到對權力的追求，以及一種「求不得」的酸味。
我會將政客分成兩類，一類是理想主義者，另一類是利益追逐者。現實主義本來並無問題，但利益追逐者只講實利，卻用上高遠的「理想」來包裝，就有點違反《商品說明條例》的味道了。
區議員月薪3萬元，立法會議員月薪更有10萬元，還有實報實銷的津貼可供開銷。對社會上的成功人士而言，這樣的薪金當然微不足道，但對事業不太成功者，卻是一份美差。
也在大約20年前，在銅鑼灣一間台菜酒樓，在我鄰桌有一位區議員，帶了一大班兄弟，大吃大喝。相形之下，我們就吃得寒酸。這位區議員我識他於小朋友的時候，但那天看到他猶於大佬一樣，呼朋喚友，恐怕他的飲食開支，也是公費找數。當政治變成職業之後，委實見到理想褪色，權力浦頭。
經歷種種事件之後，我發現分析政治，不能只聽表面之詞。即使強如《金融時報》，如果她真的相信自己的分析，認為美國政客胡亂玩大空中飄浮的氣球，只是因為妄想症作祟，我就覺得《金融時報》也有一點妄想了。
一將功成萬骨枯，在這個奪權遊戲中，有理想者衝在前面，成為搶灘登陸的犧牲品。無理想者縮在後面，成者為王，敗亦無妨。你信到十足，就太天真、太傻了。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