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鐵的票價可加可減機制，終於再作修訂。
猶記得在董建華年代，政府在2006年為港鐵引入「可加可減」機制，我和當時的環境運輸工務局局長吃飯，她興高采烈地說如何和港鐵談成這個「理想的」機制。我有點潑冷水，說香港經歷了2003年「沙士」和大遊行的低潮，阿爺開放對香港的自由行，當時樓價從低谷開始反彈，香港的通縮期明顯完結，正踏入通脹期。政府在這個時刻為港鐵票價引入一個按通脹調整的可加可減機制，相信未來港鐵的票價大多有加無減。
環運局長當時面色一沉，可能是怪責我不欣賞她這個艱苦談來的成果。後來香港實確進入通脹期，港鐵票價同步進入快速增加的時代。最後特區政府要為公共交通工具的高票價埋單。政府提供交通津貼和60歲以上人士兩元的乘車優惠，以減低市民的痛感。
這次的港鐵可加可減機制的改變，最特別的地方是在計算票價方程式當中的生產力因素中，引入與港鐵的物業利潤掛鈎的扣減機制。當港鐵的地產發展利潤越多，標價的增幅就會越小，甚至可以減價，如港鐵上年的地產發展利潤為50億元，就會下調0.6%；利潤50億元至100億元，就會下調0.7%；利潤100億元以上，票價就會下調0.8%。
坊間對地鐵這個物業利潤扣減機制，提出最大的疑問是過去的方程式，原來都有0.6%的額外扣減，而新機制最多只有額外的0.2個百份點的扣減。另外回看過去10年，港鐵物業利潤在50億至100億元之間的只有兩年，即按機制可減票價0.7%，而超過100億元的只有1年，即按機制可減票價0.8%，所以票價減0.8%的機會很低。
政府解釋過去的額外扣減是以一年為期的，而今次的利潤扣減是累計的，有複式效果，即今年減了，明年會在已減價的票價上再減。
我覺得利潤扣減最高0.8%，比過去的扣減最高0.6%，確實增幅不大。而政府提到的複式計算，也有一定的道理，作為一個計及物業利潤的開始，可以接受。反而值得關注的問題是港鐵會否控制賣樓節奏，調整物業發展盈利，以達致減低扣減的幅度。
港鐵是香港其中一個大型物業發展商，坐擁鐵路沿線的優質地皮。港鐵可以有兩個策略影響樓市。第一是加快或者推遲地皮推出尋找合作方。第二是加快或減慢出售物業的時間，在物業市道不好時（例如現在），放慢推盤。
在梁振英做特首的年代，政府到處覓地，當時盛傳一個故事，說梁振英親自走去港鐵CEO周松崗的辦公室拍枱，指港鐵堆地太少，結果港鐵唯有急急推出土地，加快推出日出康城站的大塊地皮招標。
到林鄭月娥上台，推出「以置業主導」的房屋政策，港鐵亦心領神會，放慢推出項目招標。
港鐵是一家上市公司，但同時也是以政府作為大股東的公營機構。港鐵除了謀利之外，也應該有公共責任，因此不應完全「發展商上身」，大力控制地皮和物業推出，否則就有「囤積居奇」之嫌。
引入新票價機制之後，港鐵有更大的誘因去控制落成的推出時間，將物業發展利潤壓制在50億元以下。機制是死的、人是生的，官員有責任積極監察，不可以讓港鐵自把自為，操控其物業發展利潤。
盧永雄
過去的一個星期，是金融世界混亂的一週。
美國影星莎朗史東說銀行風潮令她損失了一半資產，如果她只存錢在銀行，應該不會有這樣大的損失，因為美國政府宣佈為出事的兩間銀行矽谷銀行和標誌銀行（Signature Bank）的存款包底，所有存戶都可以全數拿回存款。當然，如果莎朗史東買了相關銀行的股票或者債券，就另作別論了。希望她沒有買瑞信的「額外一級資本債券」（AT1債券），否則，她可能不是損失了一半，而是損失百份百。
瑞士第二大銀行瑞信出事，瑞士央行介入，催促瑞士第一大銀行瑞銀收購瑞信。瑞銀在沒有辦法做詳細賬目審查的情況下，自然要開出狠辣條件，只肯發行價值30億瑞郎（約32.5億美元）新股去收購瑞信所有股份。另外，又要瑞士央行擔保90億瑞郎作收購瑞信的損失擔保，和提供瑞銀1000億美元的流動性。這還不止，瑞士央行將瑞信發行的額外一級債券（AT1）全部減記，變成一文不值。瑞銀在本週一開市之前簽約收購瑞信。
外界認為，瑞銀獲得一個好交易，瑞信由於管理不善，就只能夠以一個茶渣價賤賣。更慘的是，瑞信AT1債券的持有人，投資一夜歸零。雖然瑞信AT1債券在資本不足的時候，有一個全面歸零的觸發點，但一來瑞信的財務狀況未去到這個水平，二來大部分債券購買者根本沒有注意這條款。有個私人銀行家朋友告訴我，客戶買債券的時候，只看著那7、8厘的回報，根本就想過會有全面變零的風險。
一般而言，公司執笠會先償付予債券持有人，最後才給股東，但瑞銀和瑞信這個交易，將瑞信的一級債券減記歸零，相反瑞信股東還可以拿到那32.5億美元的茶渣收購價。相對而言，瑞信股東比較幸運。
事後，瑞信的債券持有人憤怒聲討。為什麼瑞士央行的決策者，要選擇將AT1債券歸零呢？
理由很簡單，這樣做可以讓被收購的瑞信減債160億瑞郎，減輕收購方瑞銀的負擔，以提高這個交易的吸引力，所以要債券持有人犧牲。這是一個瑞士政府的武斷（arbitrary）選擇，並無什麼理念支撐。
美國政府亦作了另外的武斷選擇。美國政府初時選擇不拯救標誌銀行和矽谷銀行，但到了第一共和銀行出事的時候，就牽頭組織11家大銀行存入300億美元給第一共和銀行，聯儲局又向第一共和銀行提供200至1000億美元的流動性，令第一個共和銀行免於像標誌銀行和矽谷銀行般倒閉。
到底是美國財政部和聯儲局反應太慢，要到第三間銀行可能倒閉才行動，還是有意為之呢？
英國溫切斯特大學銀行與經濟學教授、「量化寬鬆」這個概念的提出者理查德•沃纳說，聯儲局是完全有能力拯救這兩家銀行的，而聯儲局是有意不去救的。原因是矽谷銀行和標誌銀行涉及大量的虛擬貨幣業務，而虛擬貨幣正正是在挑戰聯儲局權威。聯儲局當然沒有興趣去救這兩家銀行。
沃纳提到另一個例子，2008年，投行貝斯登和雷曼兄弟同樣不獲聯儲局拯救，但聯儲局卻入市拯救其他銀行和金融機構，其實，貝斯登和雷曼兄弟的規模都不大，不難救，為什麼聯儲局不去救呢？原因是在1998年，美國對沖基金「長期資本」出事，聯儲局拉攏了一大批銀行和投行，注資拯救長期資本，但貝爾斯登和雷曼兄弟卻以不是註冊銀行為由，不願意參與拯救。這兩個壞孩子，就在十年後受到懲罰。
這些金融災難故事告訴大家，第一，央行權力很大，可以決定救誰和不救誰。第二，其決定比較難以觸摸，有投資者會因此而受損。第三，不要以為債券比股票安全，瑞信事件表明，債券也可能會歸零。在美國瘋狂印錢的時代，金融風險在不斷疊加。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