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秋北：尊重勞動價值，充分調動勞動積極性，為推動各業高質發展、就業高質提升而共同努力

疫後復常、疫後重建是當前社會經濟民生發展的要求，也是政府和社會各界急待實現的目標。要盡快恢復經濟，首先取決於本身的經濟底子有多厚。就如一個病人要恢復元氣，取決於其基本體質。而無論體質多好，經過三年病患，恢復必有過程。香港經濟要恢復到疫前及黑暴前，便要有個適應期。生產要素中的人力資源是關鍵，疫情期間所失去或削減的崗位、人力市場要恢復供應哪能一步到位？企業要急於復常，也取決於有無能力增加資源投放，人力的復崗也要經歷市場的調整。如一時未能增加投放，又要跳過市場調整，就簡單化出口術，嚷嚷要輸血，要輸入外勞，這恐怕有點藥石亂投。病後急於進補，可是大忌。長遠計要能自己產血造血，自己調節生產要素，才能健康可持續發展，否則一味「谷雞血」，只會能「興奮」一時，實則造成永久傷害。

放寬輸入外勞如飲鴆止渴，恐加重社會負擔

對於輸入外勞，一般商界常有兩種考慮：一是補充效應，即輸入外勞只是為補充本地勞工供應不足，對本地勞工造成的影響相對較低。二是替代效應，即輸入外勞是用以取締本地勞工，這對本地就業便是嚴重負面影響。如外勞輸入不受管制，補充效應也會演變成替代效應，損害本地顧員就業機會，勢必加重社會負擔。

不難理解，商界多喜歡誇大勞工短缺的問題，甚至刻意製造勞工短缺的假象，以要求政府容許輸入外勞，壓縮經營成本；特別是疫後更不願增加資源投放，有甚麼能在不增加投資卻有更大的產出？這如意算盤太會打了！事實上，幾乎每個地方都有相應政策，防範外勞過度輸入。就算是面對嚴重勞工短缺的英國，曾一度有意放寬外勞規則以彌補勞動力缺口，也沒有容許無限量、無條件地輸入外勞，而是設「短缺職業清單」，以技術人員和關鍵人員為主，酒店零售之類均未有列入其中。新加坡的勞動力中，有約40%為外勞，但通常只是從事幫傭或本地無人做的工作，並就僱主僱用外勞收取外勞稅。這反映一個共識，就是保障本地就業是每個政府必然要做的，不能因商界聲言勞動力不足而輕易放寬，放寬的理據也必須非常充分，並能受到社會的理解與認同。

以現時香港的失業情況，商界要求輸入外勞，顯然考慮的只是自身成本的問題。如果本地勞工無工開，薪資又都發給外勞，而外勞在本地的消費通常極為有限，久而久之，本地經濟必然失去活力，商界利用輸入外勞壓低成本，也不過是殺雞取卵，只顧眼前利益。本屆政府強調高效市場，有為政府，相信會做出符合香港整體利益的可持續發展的政策。

疫後重建應提升就業質量，避免加重貧富差距

疫情期間，香港失業率高企，現在剛剛踏上復常之路，業內本身存在「有人無工開」的情況，商界急不可耐的要求輸入勞工，實在吃相難看，無異於對本地勞工市場落井下石。對於「有工無人開」的情況，也要先審視，是甚麼原因導致「有工無人開」。常見的有，聘用條件太差而要求相對太高，還存在職業配對問題，比如信息不對稱。部分行業，例如建造業，行內的付酬制度不是月薪制，而是日薪甚至時薪，職業穩定性低，社會形象較低，職業安全保障不足，年輕人寧可找不到工作也不願入行，自然難以吸納新力軍，便出現青年失業率高，同時建造業人手又不足的情況。如果只考慮輸入外勞解決，是解決了僱主的問題，但勞工和青年失業問題卻未有解決。據統計，香港15-19歲、20-24歲和25-29歲年齡群組的青年，失業率分別為9.3%、8.7%和4.5%，合計約3.3萬人失業。建造業熟練和半熟練工人的預計短缺人數只是1.5萬人，如果可以在失業青年中，吸納到一半加入建造業，便已經解決了業界人手不足的問題，同時也解決了青年就業問題。

商界可以只顧自身利益，動輒輸入外勞，政府卻要做全面的勞工政策考慮，引導閒置和失業的勞力投身請人困難的行業，這也涉及精準扶貧。至於疫情期間，對院舍護理員的需求是比較緊張，非常時期臨時輸入，無可厚非。現在是要復常，相應的政策也要復常，非常手段更要慎之又慎，一旦形成依賴導致本地勞工失去飯碗，人手不足是假，就業不足是真，便是後患無窮。這是政府需要堅守的底線所在。

失業率顯示輸入外勞理據不足

以下就選定行業分別在疫情前後失業情況做對比分析，截至12/2022到2/2023，建造業的失業人數16.0千人、失業率4.5%；運輸業的失業人數6.3千人，失業率3.2%；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業失業人數23.8千人，失業率4.3%。

疫情前的2018年，建造業的失業人數17.1千人、失業率4.6%；運輸業的失業人數4.6千人、失業率2.1%；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的失業人數25.8千人，失業率3.9%。

現時建造業失業率只是輕微低於2018年，而運輸業以及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的失業率甚至高於2018年時水平，根本沒有輸入外勞的充分理由。

再看一下運輸業、住宿及膳食服務業的實質工資變化。運輸業的實質工資指數（1992年9月 = 100），在2018年12月為111.6，而在2022年12月則只有109.3，反映實質工資相對2018年減少了。而就住宿及膳食服務活動，2018年12月的實質工資指數為112.3，在2022年12月則為113.9，幾乎沒有變動。

 

而就名義工資來看，運輸業的名義工資指數自2020年9月開始便持續下降，直至2022年9月才逐步回升。運輸業界勞工經歷了疫情的衝擊和減薪，現在才逐步重上軌道，如在這個時候引入外勞，是否公平和合適呢？現時運輸業的失業人數，比2018年時還要多1.7千人。人手短缺之說，從何而來？如此，商界借人手不足引入外勞以壓低成本之心，昭然若揭！

五·一關注勞動價值，政府須全盤考慮勞工及福利政策

商界有意將特定行業人手不足與限制輸入外勞混為一談，實情則更多是職位錯配所致。如果說有香港存在勞工短缺，為何我們仍有約11.5萬失業人口和4.8萬就業不足人口呢？香港沒有估算自然失業率，所以我們無法知道，究竟現時的失業率是否低於自然失業率。不過，可以分析一下勞工市場的環境，比如勞資雙方，誰的議價能力較大？如果在勞工普遍和嚴重短缺下，勞工的議價能力會較高，也很容易轉工和找到新工作。但我們現時觀察到的，是普遍僱員擔心飯碗不保，僱主的議價能力比普遍僱員高很多，可以隨意壓榨。這間接說明了，就業市場普遍情況，不是勞動力短缺，而是供應充足。另外也可參考勞動人口參與率，新加坡在25-29歲、30-34歲、35-39歲、40-44歲等年齡群組，參與率全部超過90%，而香港在這些群組只是80%。香港在所有年齡群組的勞動人口參與率均低於新加坡，也同樣低於日本，證明香港不是缺乏勞動力和缺乏勞工，政府有責任研究為何未有充分配對和利用人力資源。而針對短期內個別行業因為自身困難出現請不到人的情況，須政府推出相應的支援政策協助解決，工聯會提出的「創就業復業基金」就是要政府在復常初期，與勞資雙方共度時艱。順便一提，現在為何有不少基層市民充分就業不高，更是因為公屋住戶收入限額過低、與現實脫節，導致市民要自行「節制」工作，以免超額享受不了有關社會福利。這也是勞動力未能充分發揮的另一原因。對此政府必須調整政策。

五一臨近，工聯會呼籲政府和社會關注勞動價值、尊嚴和權益，深入推敲商界口中的人手不足，背後隱藏的是本地勞工的薪酬待遇急需改善，在解決勞工市場問題上，應更多考慮的，是勞、資、政府三贏的解決方案，絕非簡單的輸入外勞。工聯會在呼籲積極勞動的同時，堅決維護勞工權益，敦促商界實事求是，政府擔當有為，以「共建共榮，共享共贏」理念，推動高質量就業，讓本地勞工為經濟發展注入新動能，促進本港經濟高質量發展良性循環，並分享發展成果！

吳秋北

工聯會會長 行政會議成員

來論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習近平主席在今年兩會閉幕發表的重要講話中提到推進強國建設，離不開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又表明支持港澳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特首於2022年《施政報告》中公佈成立「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督導組」，這是本屆政府構建新體系，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舉措，回應了筆者去年於立法會大會及政制事務委員會倡議，從體系建設著手，提升高層領導，強化跨司局協作。接下來的挑戰就是怎麽樣開展工作，並取得成效。

3月22日的立法會就如何推動港人港商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議員議案進行辯論，筆者拋磚引玉于立法會上發言，從定位、態度和工作方式和內容上提一些建議。

首先，定位上要由香港本位，提升層次至服務國家大局，找准香港的定位和優勢，方能真正享「一國兩制」之利。「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督導組」四大範疇的工作都非常重要，但絕對不是政制及内地事務局單一個政策局，甚至一個跨部門工作組就可以完成的任務。

其次，態度上要更積極主動，所謂「上行下效」。在特首率領下，近來主要官員積極與內地不同部委和廣東省增強合作互動，這是良好勢頭。只有溝通，方能融入。

第三，工作方法和内容方面，政府對內應要求各政策局、政府部門完善職能和服務，使上下同欲，勁往一處使，自上而下推動政策有效落實，制定具體的指標。建議用問題導向的方法，先要了解港人港商究意面對什麽問題和困難，就著要解決什麽問題，找出問題癥結，比如：是不是法律過時，已經跟不上時代的需要呢？最近，國家和香港特區政府都講得比較多的數字經濟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重大課題，我們的法律體系是否與此相適應呢？各個司局有沒有專人，以此專題梳理哪些法規不相適應數字經濟發展？不相適應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我們要怎樣立法或修訂法律讓我們與大灣區的其他城市更好規則銜接、機制對接？無論是香港、深圳還是廣東省的領導都提到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則銜接、機制對接是至關重要。

公營機構參與公共管理是香港管治的一個特點。因此，此議員議案亦提到公營機構也不例外，要完善職能和服務。以機場管理局為例，她是香港的法定機構，正正要服務「十四五規劃」中做好國際航空樞紐的定位，她的成效量度就應以能否做到國際航空樞紐？公營機構也應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爲目標制定自己每年工作重點和工作計劃。

再好的計劃也需要有人執行。不論是政策局制定政策，是部門提供服務，還是公營機構按其法定授權，在其職能範疇內提供服務，設定專人專隊，將具體問題和工作交予專人處理專題，比如：特首與廣東省省長王偉中會面後說進一步推動大灣區「藥械通」，醫務衛生局應就此專題設專人負責跟進匯報。

再舉一個例子，財政預算案提到「北部都會區」規劃將成為香港未來發展的新引擎，實現「南金融、北創科」的布局。筆者曾建議趁「北部都會區」仍在進一步規劃階段，利用好兩地專班機制，與深圳和廣東省加強溝通，共同規劃邊界地帶利用，利用地理之便，增強產業規劃協同發展合作，從而推動港人港商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運輸及物流局、發展局、創新科技及工業局、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就此重大課題就應有專人專題負責，好讓局長們按時向「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督導組」報告。

最後，內交方面，香港推出不少與內地有關的政策，但內地官方、企業甚至在內地的港人港商，未必能及時知曉。特區政府要積極做好對内地溝通，包括讓他們了解港人港商的需要和意見，期待政制局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推廣中心」扮演好內交角色。

香港的命運從來同祖國緊密相連，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就是香港發展的未來。筆者期待香港特區政府緊抓未來五年的新機遇，在推動港人港商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課題上，充分釋放治理上的創造力，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讓經濟發展動能更強勁，「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立法會議員簡慧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