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聯會旗幟鮮明反對上星期三立法會討論的「加快輸入人力，補充本港勞動力」議案。雖然全體議員僅有9票反對，但是大多數議員都表示要保障本地就業優先，故希望政府能夠謹慎處理，千萬不能把事情簡單化，本地就業優先這個先決條件是必須要充分得到落實。
議案的通過，令人遺憾。商界代表的說法，很多時以個別現象來代替整體需求，比如某某行業可能出現短缺，便把有關現象說成是全港性短缺。這並不是一個可以大而化之的議題，我們應具體行業具體分析。某些行業請不到人，有可能與該行業的就業前景、待遇、培訓、職業錯配有關，而非勞動力不足所致。也有說法，香港的個人報稅表3年減少了37萬，稱這是勞動力流失的證明。事實上，個人報稅表的變動，更多是反映收入種類和收入情況的變動。雖然勞動人口確實是有所減少，但很主要原因，是勞動參與率下降了2.9%。勞動參與率減少，與政策和經濟因素有關，政府應更多考慮如何鼓勵更多人（特別是青年人）投入勞動市場，尤其是香港本來的勞動參與率便偏低。按照世界銀行的數據，2021年中國內地的勞動參與率為69%，而香港只有59%（剛好只達世界平均數，低於東亞及太平洋地區的66%）。加拿大的勞動參與率為65%，韓國的勞動參與率為63%，而新加坡的勞動參與率更是71%。人口老化的日本，也有62%。
支持輸入外勞的原因五花八門，荒誕奇怪，卻明顯缺少基本的調查研究。有一種說法，是社會復常，人手不足，所以要輸入外勞。事實上，現時的失業率和失業人數仍高於2018年同期。2018年12月-2019年2月的失業率為2.6%，而最新2022年12月-2023年2月的失業率為3.1%（2023年1月-2023年3月的失業率臨時數字也是3.1%）。失業人數方面，2018年12月-2019年2月的失業人數為102.6千人，而2022年12月-2023年2月的失業人數為115.7千人。社會仍未完全復常，經濟仍未完全復甦，人力需求與經濟表現有關。現時經濟仍未回復到疫情時的水平，以2020年環比物量計算的本地生產總值，2018年的為2,911,880百萬港元，而2022年的為2,748,435百萬港元。就算按照財爺預測最高5.5%的增長，也仍未回復到2018年時的水平。失業率未回復到疫情前的水平，經濟亦然。疫情期間，商界借疫情下的經濟不景，要求政府大力補貼，同時又減薪、凍薪甚至裁員。社會一復常，便急不及待要求輸入外勞，不免令僱員心寒！
另一說法，是透過輸入外勞吸納人才。事實上，政府本身便有輸入專才和人才的計劃，更有人才服務窗口和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如果是輸入本港稀缺的人才，無可厚非。但借輸入人才之名，行替代本地勞工之實，則並不可取。若能確保在保障本地工人優先就業的前提下適當補充短缺，固然理想。但事實上，一旦開了缺口，便難以保證本地工人優先就業，特別是一些低技術工種，外勞對本地工人便有很高的替代性。就算設了限額、限時，商界也可以不斷要求加額，不斷聲稱「不足」。事實上，當外勞工資低於本地工人時，自然就會出現「短缺」。這種「短缺」不是基於生產力或競爭力的需要，更多是出於對成本的考慮而已，但卻是以本地工人的工作穩定作為代價的。
有商界也提出，「羊毛出自羊身上」，人手不足，工資上升，會轉嫁給消費者。但反過來，如果本地勞工都失業了，誰還有錢去消費呢？連飯碗都失去了，還要考慮加不加價的問題嗎？而事實上，物價水平受各種因素影響，工資是其中之一部分，但非絕對。2022年名義工資的升幅為2.6%，綜合消費物價指數升幅1.9%，反映物價水平並不完全受工資影響。消費券也會導致物價水平上升，為何商界就不反對呢？商界在消費券派發期間，大幅加價，可有考慮物價提高對市民的傷害？「羊毛出自羊身上」是藉口，輸入外勞後，商界會承諾不加價嗎？難道輸入外勞後，經營成本下降，商界就會主動降價，回饋市民？
有人說，輸入外勞不是「洪水猛獸」。但問題是，輸入外勞後，本地工人的權益肯定會進一步被蠶食和剝削。香港社會一直都是強資本，弱勞工，在輸入外勞後，本地工人的議價能力只會變得更低。這樣公平嗎？公義嗎？誰來保障本地工人？誰又能作出保證和承擔得起？
作者：吳秋北 行政會議成員 工聯會會長
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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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後復常、疫後重建是當前社會經濟民生發展的要求，也是政府和社會各界急待實現的目標。要盡快恢復經濟，首先取決於本身的經濟底子有多厚。就如一個病人要恢復元氣，取決於其基本體質。而無論體質多好，經過三年病患，恢復必有過程。香港經濟要恢復到疫前及黑暴前，便要有個適應期。生產要素中的人力資源是關鍵，疫情期間所失去或削減的崗位、人力市場要恢復供應哪能一步到位？企業要急於復常，也取決於有無能力增加資源投放，人力的復崗也要經歷市場的調整。如一時未能增加投放，又要跳過市場調整，就簡單化出口術，嚷嚷要輸血，要輸入外勞，這恐怕有點藥石亂投。病後急於進補，可是大忌。長遠計要能自己產血造血，自己調節生產要素，才能健康可持續發展，否則一味「谷雞血」，只會能「興奮」一時，實則造成永久傷害。
放寬輸入外勞如飲鴆止渴，恐加重社會負擔
對於輸入外勞，一般商界常有兩種考慮：一是補充效應，即輸入外勞只是為補充本地勞工供應不足，對本地勞工造成的影響相對較低。二是替代效應，即輸入外勞是用以取締本地勞工，這對本地就業便是嚴重負面影響。如外勞輸入不受管制，補充效應也會演變成替代效應，損害本地顧員就業機會，勢必加重社會負擔。
不難理解，商界多喜歡誇大勞工短缺的問題，甚至刻意製造勞工短缺的假象，以要求政府容許輸入外勞，壓縮經營成本；特別是疫後更不願增加資源投放，有甚麼能在不增加投資卻有更大的產出？這如意算盤太會打了！事實上，幾乎每個地方都有相應政策，防範外勞過度輸入。就算是面對嚴重勞工短缺的英國，曾一度有意放寬外勞規則以彌補勞動力缺口，也沒有容許無限量、無條件地輸入外勞，而是設「短缺職業清單」，以技術人員和關鍵人員為主，酒店零售之類均未有列入其中。新加坡的勞動力中，有約40%為外勞，但通常只是從事幫傭或本地無人做的工作，並就僱主僱用外勞收取外勞稅。這反映一個共識，就是保障本地就業是每個政府必然要做的，不能因商界聲言勞動力不足而輕易放寬，放寬的理據也必須非常充分，並能受到社會的理解與認同。
以現時香港的失業情況，商界要求輸入外勞，顯然考慮的只是自身成本的問題。如果本地勞工無工開，薪資又都發給外勞，而外勞在本地的消費通常極為有限，久而久之，本地經濟必然失去活力，商界利用輸入外勞壓低成本，也不過是殺雞取卵，只顧眼前利益。本屆政府強調高效市場，有為政府，相信會做出符合香港整體利益的可持續發展的政策。
疫後重建應提升就業質量，避免加重貧富差距
疫情期間，香港失業率高企，現在剛剛踏上復常之路，業內本身存在「有人無工開」的情況，商界急不可耐的要求輸入勞工，實在吃相難看，無異於對本地勞工市場落井下石。對於「有工無人開」的情況，也要先審視，是甚麼原因導致「有工無人開」。常見的有，聘用條件太差而要求相對太高，還存在職業配對問題，比如信息不對稱。部分行業，例如建造業，行內的付酬制度不是月薪制，而是日薪甚至時薪，職業穩定性低，社會形象較低，職業安全保障不足，年輕人寧可找不到工作也不願入行，自然難以吸納新力軍，便出現青年失業率高，同時建造業人手又不足的情況。如果只考慮輸入外勞解決，是解決了僱主的問題，但勞工和青年失業問題卻未有解決。據統計，香港15-19歲、20-24歲和25-29歲年齡群組的青年，失業率分別為9.3%、8.7%和4.5%，合計約3.3萬人失業。建造業熟練和半熟練工人的預計短缺人數只是1.5萬人，如果可以在失業青年中，吸納到一半加入建造業，便已經解決了業界人手不足的問題，同時也解決了青年就業問題。
商界可以只顧自身利益，動輒輸入外勞，政府卻要做全面的勞工政策考慮，引導閒置和失業的勞力投身請人困難的行業，這也涉及精準扶貧。至於疫情期間，對院舍護理員的需求是比較緊張，非常時期臨時輸入，無可厚非。現在是要復常，相應的政策也要復常，非常手段更要慎之又慎，一旦形成依賴導致本地勞工失去飯碗，人手不足是假，就業不足是真，便是後患無窮。這是政府需要堅守的底線所在。
失業率顯示輸入外勞理據不足
以下就選定行業分別在疫情前後失業情況做對比分析，截至12/2022到2/2023，建造業的失業人數16.0千人、失業率4.5%；運輸業的失業人數6.3千人，失業率3.2%；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業失業人數23.8千人，失業率4.3%。
疫情前的2018年，建造業的失業人數17.1千人、失業率4.6%；運輸業的失業人數4.6千人、失業率2.1%；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的失業人數25.8千人，失業率3.9%。
現時建造業失業率只是輕微低於2018年，而運輸業以及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的失業率甚至高於2018年時水平，根本沒有輸入外勞的充分理由。
再看一下運輸業、住宿及膳食服務業的實質工資變化。運輸業的實質工資指數（1992年9月 = 100），在2018年12月為111.6，而在2022年12月則只有109.3，反映實質工資相對2018年減少了。而就住宿及膳食服務活動，2018年12月的實質工資指數為112.3，在2022年12月則為113.9，幾乎沒有變動。
而就名義工資來看，運輸業的名義工資指數自2020年9月開始便持續下降，直至2022年9月才逐步回升。運輸業界勞工經歷了疫情的衝擊和減薪，現在才逐步重上軌道，如在這個時候引入外勞，是否公平和合適呢？現時運輸業的失業人數，比2018年時還要多1.7千人。人手短缺之說，從何而來？如此，商界借人手不足引入外勞以壓低成本之心，昭然若揭！
五·一關注勞動價值，政府須全盤考慮勞工及福利政策
商界有意將特定行業人手不足與限制輸入外勞混為一談，實情則更多是職位錯配所致。如果說有香港存在勞工短缺，為何我們仍有約11.5萬失業人口和4.8萬就業不足人口呢？香港沒有估算自然失業率，所以我們無法知道，究竟現時的失業率是否低於自然失業率。不過，可以分析一下勞工市場的環境，比如勞資雙方，誰的議價能力較大？如果在勞工普遍和嚴重短缺下，勞工的議價能力會較高，也很容易轉工和找到新工作。但我們現時觀察到的，是普遍僱員擔心飯碗不保，僱主的議價能力比普遍僱員高很多，可以隨意壓榨。這間接說明了，就業市場普遍情況，不是勞動力短缺，而是供應充足。另外也可參考勞動人口參與率，新加坡在25-29歲、30-34歲、35-39歲、40-44歲等年齡群組，參與率全部超過90%，而香港在這些群組只是80%。香港在所有年齡群組的勞動人口參與率均低於新加坡，也同樣低於日本，證明香港不是缺乏勞動力和缺乏勞工，政府有責任研究為何未有充分配對和利用人力資源。而針對短期內個別行業因為自身困難出現請不到人的情況，須政府推出相應的支援政策協助解決，工聯會提出的「創就業復業基金」就是要政府在復常初期，與勞資雙方共度時艱。順便一提，現在為何有不少基層市民充分就業不高，更是因為公屋住戶收入限額過低、與現實脫節，導致市民要自行「節制」工作，以免超額享受不了有關社會福利。這也是勞動力未能充分發揮的另一原因。對此政府必須調整政策。
五一臨近，工聯會呼籲政府和社會關注勞動價值、尊嚴和權益，深入推敲商界口中的人手不足，背後隱藏的是本地勞工的薪酬待遇急需改善，在解決勞工市場問題上，應更多考慮的，是勞、資、政府三贏的解決方案，絕非簡單的輸入外勞。工聯會在呼籲積極勞動的同時，堅決維護勞工權益，敦促商界實事求是，政府擔當有為，以「共建共榮，共享共贏」理念，推動高質量就業，讓本地勞工為經濟發展注入新動能，促進本港經濟高質量發展良性循環，並分享發展成果！
吳秋北
工聯會會長 行政會議成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