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首李家超公佈新一屆區議會改組方案，是撥亂反正，也是讓區議會重回應有的職能和角色。區議會是按照《基本法》第九十七條而設立，屬於非政權性組織，其職能是接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就有關地區管理和其他事務的諮詢，或負責提供文化、康樂、環境衞生等服務。事實上，區議會並非必然存在的組織，《基本法》的說法是「香港特別行政區可設立非政權性的區域組織」。「可設立」，而非必須設立。本來，區議會的設立，就是協助政府實現良政善治。
但黑暴下的第六屆區議會，嚴重偏離和違反區議會職能，甚至做出危害國家安全行為，在各類區議會活動中掛滿黑暴文宣，侮辱官員，把區議會當做顛覆政權的平台。在落實宣誓要求後，超過230名區議員辭職，有區議員因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相繼被捕，導致區議會幾近停擺。我們不能重蹈覆轍，任由區議會被政治騎劫，淪為反中亂港的政治鬥爭工具。要刮骨療傷，不動大手術，更待何時？
坊間有一種迷思，甚至是一種謬誤和迷信，就是以為區議會的直選議席越多越好。事實上，區議會重組是否成功，最根本的準則，不是所謂的「直選」成分有多少、佔多少比例，而是能否做到「以結果為目標」，把地區事務辦好辦妥，為市民提供優質的地區服務，讓地區意見成為有效施政的一部分，從而令市民的幸福感、安全感和獲得感得到顯著提升。事實上，現時很多政府的諮詢組織，其委員並非「直選」選出，甚至不是選舉產生。原因是諮詢組織，既要能反映不同持份者的聲音（特別是要吸納弱勢社群和小眾的意見），也要能提供優質的專業意見。
區議會作為諮詢組織，需要的不是「選舉機器」和「選舉專才」，而是需要擁有不同背景、不同持份者、「五光十色」的地區專才，具豐富服務市民的經驗，能支持政府有效施政、改善地區民生的愛國治港者。區議會是諮詢組織，其終極的目的，是扶助政府實現良政善治。但現時區議會早已偏離這個目的，不但沒有為良政善治提供支持，甚至走上極端成為拉倒和抹黑政府施政的平台。在最新的安排下，民政事務專員出任區議會主席，直接承擔區議會工作的責任。新安排下，既引入委任議員和地區委員會界別議員，也保留一定比例的直選議席。這既鼓勵更多的均衡參與，也更具廣泛代表性，讓政府可吸納更多不同地區人士的聲音，並讓施政、決策和諮詢過程有更緊密的有機結合，施政更為暢順。民政事務專員也成為了「地區治理的第一責任人」，權責更為清晰分明。
另一個重點是，區議會除了是諮詢組織和服務組織，也是政治人才的重要搖籃。這個搖籃，自然不應該成為培養反中亂港分子的搖籃，而是要成為愛國愛港治港人才的搖籃。也因此，區議會的產生，必須要有完善的候選人提名機制，必須設資格審查制度，以貫徹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避免反中亂港分子再次「作亂」，癱瘓區議會。
作者：吳秋北 行政會議成員 工聯會會長
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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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聯會旗幟鮮明反對上星期三立法會討論的「加快輸入人力，補充本港勞動力」議案。雖然全體議員僅有9票反對，但是大多數議員都表示要保障本地就業優先，故希望政府能夠謹慎處理，千萬不能把事情簡單化，本地就業優先這個先決條件是必須要充分得到落實。
議案的通過，令人遺憾。商界代表的說法，很多時以個別現象來代替整體需求，比如某某行業可能出現短缺，便把有關現象說成是全港性短缺。這並不是一個可以大而化之的議題，我們應具體行業具體分析。某些行業請不到人，有可能與該行業的就業前景、待遇、培訓、職業錯配有關，而非勞動力不足所致。也有說法，香港的個人報稅表3年減少了37萬，稱這是勞動力流失的證明。事實上，個人報稅表的變動，更多是反映收入種類和收入情況的變動。雖然勞動人口確實是有所減少，但很主要原因，是勞動參與率下降了2.9%。勞動參與率減少，與政策和經濟因素有關，政府應更多考慮如何鼓勵更多人（特別是青年人）投入勞動市場，尤其是香港本來的勞動參與率便偏低。按照世界銀行的數據，2021年中國內地的勞動參與率為69%，而香港只有59%（剛好只達世界平均數，低於東亞及太平洋地區的66%）。加拿大的勞動參與率為65%，韓國的勞動參與率為63%，而新加坡的勞動參與率更是71%。人口老化的日本，也有62%。
支持輸入外勞的原因五花八門，荒誕奇怪，卻明顯缺少基本的調查研究。有一種說法，是社會復常，人手不足，所以要輸入外勞。事實上，現時的失業率和失業人數仍高於2018年同期。2018年12月-2019年2月的失業率為2.6%，而最新2022年12月-2023年2月的失業率為3.1%（2023年1月-2023年3月的失業率臨時數字也是3.1%）。失業人數方面，2018年12月-2019年2月的失業人數為102.6千人，而2022年12月-2023年2月的失業人數為115.7千人。社會仍未完全復常，經濟仍未完全復甦，人力需求與經濟表現有關。現時經濟仍未回復到疫情時的水平，以2020年環比物量計算的本地生產總值，2018年的為2,911,880百萬港元，而2022年的為2,748,435百萬港元。就算按照財爺預測最高5.5%的增長，也仍未回復到2018年時的水平。失業率未回復到疫情前的水平，經濟亦然。疫情期間，商界借疫情下的經濟不景，要求政府大力補貼，同時又減薪、凍薪甚至裁員。社會一復常，便急不及待要求輸入外勞，不免令僱員心寒！
另一說法，是透過輸入外勞吸納人才。事實上，政府本身便有輸入專才和人才的計劃，更有人才服務窗口和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如果是輸入本港稀缺的人才，無可厚非。但借輸入人才之名，行替代本地勞工之實，則並不可取。若能確保在保障本地工人優先就業的前提下適當補充短缺，固然理想。但事實上，一旦開了缺口，便難以保證本地工人優先就業，特別是一些低技術工種，外勞對本地工人便有很高的替代性。就算設了限額、限時，商界也可以不斷要求加額，不斷聲稱「不足」。事實上，當外勞工資低於本地工人時，自然就會出現「短缺」。這種「短缺」不是基於生產力或競爭力的需要，更多是出於對成本的考慮而已，但卻是以本地工人的工作穩定作為代價的。
有商界也提出，「羊毛出自羊身上」，人手不足，工資上升，會轉嫁給消費者。但反過來，如果本地勞工都失業了，誰還有錢去消費呢？連飯碗都失去了，還要考慮加不加價的問題嗎？而事實上，物價水平受各種因素影響，工資是其中之一部分，但非絕對。2022年名義工資的升幅為2.6%，綜合消費物價指數升幅1.9%，反映物價水平並不完全受工資影響。消費券也會導致物價水平上升，為何商界就不反對呢？商界在消費券派發期間，大幅加價，可有考慮物價提高對市民的傷害？「羊毛出自羊身上」是藉口，輸入外勞後，商界會承諾不加價嗎？難道輸入外勞後，經營成本下降，商界就會主動降價，回饋市民？
有人說，輸入外勞不是「洪水猛獸」。但問題是，輸入外勞後，本地工人的權益肯定會進一步被蠶食和剝削。香港社會一直都是強資本，弱勞工，在輸入外勞後，本地工人的議價能力只會變得更低。這樣公平嗎？公義嗎？誰來保障本地工人？誰又能作出保證和承擔得起？
作者：吳秋北 行政會議成員 工聯會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