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區政府推出區議會的改革方案之後，30多名前反對派區議員發表聲明，批評新方案是假選舉。他們主要提出了三點意見，1. 2019年的區議會選舉，當中388名議員承載著支持民主自由，實現五大訴求的民意。2. 新的區議會選舉制度是假選舉，將原本近九成五的民選議席一夜歸零。3. 任何人參與這個民主和合法性已被破壞的選舉，都是變相為虛假的選舉背書。他們實際上在呼籲其他人杯葛未來的區議會選舉。
這批發表聲明的反對派前議員，當中很多都已流亡海外，包括訛稱去丹麥開會結果逃亡的前中西區區議員許智峯，當時他們就是控制了區議會，借區議會搞各種類型的顛覆政府的活動，最後在《港區國安法》生效之後，離港躱避刑責。
針對他們的批評，有3點分析：
第一，是真民主還是真顛覆？這30多位前區議員在聲明中聲稱，當日選出的388位民主議員承載支持自由民主的訴求。現實上區議會和立法會反對派議員，他們透過各種激進的方法，逼迫政府採取違反基本法的要求，去搞無提名委員會的特首普選，其實這是西方典型的「顏色革命」套路。針對的不是制度，針對的是人。
在香港，受西方支持的顏色革命家說我們的制度不夠民主(無論過去或現在的)，但在烏克蘭，即使她已全套實施西方的民主選舉，只要選出來的不是親美國的領導人，最後下場都會很悲慘，例如烏克蘭在2010年選出親俄羅斯的總統亞努科維奇，結果就在2013年末被一場西方鼓動的「顏色革命」所推翻。所以關鍵不是甚麼制度夠不夠民主，而是這個制度能否選出親西方的候選人。要看清楚這些漂亮口號下，其實他們要求的並不是真民主，而是真顛覆。要顛覆所有拒絕親西方的領導人，在香港就是要顛覆所有和中央政府有對話有溝通的愛國候選人，然後選出親西方的候選人。
過去區議會逐步全面普選，立法會普選過半(加上超級區議會議席)，民主化程度相當高，香港的街頭掟汽油彈、放火燒人的暴亂就一發不可收拾。兩者不單是有關聯的現象，兩者根本有因果關係，這種制度讓一大批激進反對派佔據區議員位置，每個月領3萬元工資，成為職業示威者和專業顛覆者，若不撥亂反正，香港何來穩定？
第二，新制度不是橡皮圖章。反對者批評直選九成五的民選議席一夜歸零，新制度是橡皮圖章。合理的區議會選舉制度，是要選出可以有效運作的地方行政機構。2019年選出的區議會由激進派操控，他們既沒有專注就地區提意見，也沒有為區內居民服務(這是區議員應有的功能)，警察到區議會開會被他們趕跑，地區滅罪工作從何做起？這些人天天想著癱瘓地方行政運作，脅逼政府就範，他們不自覺起變成一具顛覆機器。這些反對派的邏輯是若你不敢顛覆政府，你就是橡皮圖章，想起來也覺荒謬。
第三，新區議會不需要花瓶。按照反對派的邏輯，即然你是一個像皮圖章，自然就需要花瓶來點綴，所以他們估計，特區和中央政府會威逼利誘，讓傳統的泛民人士參與，甚至會讓位給泛民人士入局，這只是他們一廂情願。其實看立法會選舉已經知道，立法會直選也是雙議席單票制，各區建制派都派出2個或以上的參選者，並無只派一人參選的「禮讓行為」，結果令建制派全取立法會直選議席，單是這個做法已經顯示，完善政制後不需要花瓶，需要有人幹實事。阿爺只需要未來的區議員，在地區問題上提供意見，切實服務市民。
盧永雄
政府公佈公佈完善地區治理改革方案，來屆區議會將由4成委任、4成間選、2成直選產生，未來由民政專員出任區議會主席，突出行政主導，開啟了地方行政撥亂反正的新一頁。
特首李家超形容以前「行錯路」，出現港版顏色革命，有區議員曾經提議大家攬住香港跳崖，他不容許區議員破壞香港整體利益，攬住任何一名市民跳崖。
討論區議會改革，我覺得有兩個重要問題：
1. 地方行政是工具還是目標？在香港回歸之前的殖民統治時期的百多年，港英政府從來沒有給予香港民主選舉，到了1979年，當英國人知道中國在1997年會收回香港之後，就急急腳在1982年推出區議會選舉，在1985年開始舉行立法局選舉，在香港埋下「民主抗共」的根苗。在英國人眼中，區議會選舉只是工具。
全國人大在1990年制定《基本法》，將區議會的發展撥亂反，在《基本法》第九十七條列明香港可以設立非政權性的地區組織，就地區事務諮詢，以及提供文化康樂、環境衛生等服務。《基本法》的條文中，連「區議會」這三個字也沒有，更突出是「非政權性組織」。而在國家的憲制安排中，搞地區行政本身就是目標，要有諮詢和服務兩大功能，當中沒有什麼重大政治職能，更不能發展為民主抗共的踏腳石。
今次特區政府推出的區議會改革，強化地區治理，明顯是回歸《基本法》的初心。區議會不能政治化，不能成為培養出一大批顛覆政府份子的基地。
特區政府設定區議會直選議員的比例只有2成，採取雙議席單票制，在議員資格上加入審核機制，就等如加入制度性的安全閥，以維護國家安全為首要任務。
2. 不斷搞政改還是聚焦民生？坊間討論區議會的組成，其中一個觀點是若認為直選成份不足夠，未來還可以再增加。表面看，這個意見溫和折衷，但卻引來要不斷地檢討的期望。我認為無論是2021年的完善政制，以及2023年區議會改革，都不應該視為很快要檢討的權宜之計，這裡涉及幾個問題：
a. 政改本身就是動亂之源。香港已回歸26年，期間的幾場政改，都觸發動亂。2014年的佔中，明顯就是針對2015年的政改，反對派提出了所謂「真普選」的要求；2019年的黑暴運動，雖然是由反對修訂《逃犯條例》觸發，而參與者當時提出的所謂「五大訴求」，最後一項就是「真普選」。
過去每次做政制檢討都觸發動亂，特別是有人刻意利用街頭示威來逼政府進行激進改革，大家不得不承認，政改本身就是動亂之源。
b. 自由民主不是社會的唯一目標。以激進手法爭取普選者，全盤接受了美西方所灌輸的價值，以民主自由作為社會的唯一目標，更不惜犧牲其他所有的事情來去爭取。例如在社會上製造動亂脅逼政府，或者在議會上用拉布的方式去癱瘓政府。其實，除了民主自由之外，穩定發展也是社會重要的，甚至更為重要的價值。
香港與新加坡從來都有「雙城競爭」，香港的每年人均產值去到4萬多美元就停滯不前，2022年，香港人均產值4.9萬美元，而新加坡8.3萬美元，新加坡已遠遠超越了香港。香港之所以大落後於新加坡，主要因為本地政治卡著了社會和經濟的發展。在香港完善政制之前，街頭有暴力示威，議會內有拉布，每年有過千億工程撥款批不出來，整個社會在不知不覺之間，付出重大代價，穩定和發展無從說起。
如今世界適逢大變，美國要阻止中國挑戰其全球霸權，壓制中國發展的手段，無所不用其極。所有涉及香港、台灣或者新疆的議題，無論是真議題還是假議題，都可以被美西方利用為攻擊中國的工具。香港的地方行政，就不要繞著美西方的民主論去轉，區議會不再成為激進政治的溫床，搞好地區服務，已經是邀天之幸了。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