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自由問題向來是西方民主理論的主場。無國界記者組織公佈2023年世界新聞自由指數，香港的排名由去年的第148位微升上第140位，低過排在第129位的新加坡，中國排在倒數第二的179位，僅高過排最尾的北韓。無國界記者組織說香港曾經是新聞自由的堡壘，在《港區國安法》生效之後，意見遭到禁聲。
細讀這個排名榜，嚴格管制記者的新加坡居然比香港高11位，過去曾發生大屠殺的盧旺達高香港9位，連叛軍和毒販橫行的哥倫比亞排名也高過香港一位，令人覺得這個排名榜別具創意。
這個指數其中一個笑位是無國界記者組織指殖民地時代的香港，傳媒生態充滿活力，但在香港回歸之後，大多數媒體都被政府操控。
相信無國界記者組織撰寫這個報告的人都是年青人，香港還在英國殖民統治的時候，他們的年紀還是很小，甚至可能未出生，根本不知道香港殖民地年代的媒體環境是怎樣。雖然《港區國安法》已經生效，但網媒或者網上評論罵特區政府仍然罵得很兇。如果換上在英國殖民統治香港的時代，這樣罵政府，報應馬上到來。
有個傳媒老闆告訴我，他當年發表評論，指聯繫匯率並不適當，第二天就有稅局人員上門調查，指控他瞞稅，搞得他一身蟻，之後自然收聲。到英國接近移交香港管治權時，才放手讓港人罵政府。「英國殖民統治下的言論自由好過回歸後香港」的講法，其實相當無知。
至於排行榜將哥倫比亞的新聞自由度排得高過香港，又是另一個笑位。哥倫比亞經歷了半世紀的內戰之後，左翼叛軍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人民軍(FARC)與政府在2016年簽署和平協定、進入體制內後，其他拒絕向政府投降的左翼武裝組織接替了佔領區權力真空，繼續在佔領區內讓農民種可卡因。叛軍和毒販不時襲擊和恐嚇揭露他們的記者，每年都有三、兩個記者被各種類型的武裝力量綁架甚至殺害，這都是活生生的生命威脅。哥倫比亞在這個新聞自由榜上居然排139位，真的不知道其準則是怎樣定出來的。
這個榜的另一個莫名其妙的地方是中國排在尾二179位。中國大陸的確對新聞有較嚴厲的管制，但當你見到沙特居然排在第170位，比中國高出9位的時候，難免啞然失笑。2018年，沙特裔《華盛頓郵報》記者卡舒吉在沙特駐土耳其伊斯坦布爾的領事館，被沙特綁架肢解，不知道無國界記者組織以何種標準，把這個殺害記者的國家，排得比中國高9位呢？
香港回歸之初，我聽過一個特區政府高官抱怨說，香港一回歸，香港的新聞自由的排名就下跌，但現實是，傳媒以至公眾罵政府卻越來越兇狠，政府束手無策，但新聞自由排名榜照跌。相反地，新加坡素以管制傳媒嚴苛而聞名，但高官指，自從新加坡放棄中立，在1990年和美國達成協議，讓美軍進駐當地的三巴旺軍事基地後，美西方對新加坡的新聞自由度的批評，突然間變得鴉雀無聲，美西方傳媒亦不再批評新加坡管制新聞的行為。他慨嘆這類排名榜，只是為美國政府服務，那個國家或地區是美國的緊密朋友，在新聞自由的排名就會上升，所以將這些排名榜看成是一個親美指標，亦不為過。
一個比較殘忍的結論是，在這個所謂的新聞自由排名榜中，排名靠後的國家或地區，很多反而是政治穩定的地方。
盧永雄
特區政府推出區議會的改革方案之後，30多名前反對派區議員發表聲明，批評新方案是假選舉。他們主要提出了三點意見，1. 2019年的區議會選舉，當中388名議員承載著支持民主自由，實現五大訴求的民意。2. 新的區議會選舉制度是假選舉，將原本近九成五的民選議席一夜歸零。3. 任何人參與這個民主和合法性已被破壞的選舉，都是變相為虛假的選舉背書。他們實際上在呼籲其他人杯葛未來的區議會選舉。
這批發表聲明的反對派前議員，當中很多都已流亡海外，包括訛稱去丹麥開會結果逃亡的前中西區區議員許智峯，當時他們就是控制了區議會，借區議會搞各種類型的顛覆政府的活動，最後在《港區國安法》生效之後，離港躱避刑責。
針對他們的批評，有3點分析：
第一，是真民主還是真顛覆？這30多位前區議員在聲明中聲稱，當日選出的388位民主議員承載支持自由民主的訴求。現實上區議會和立法會反對派議員，他們透過各種激進的方法，逼迫政府採取違反基本法的要求，去搞無提名委員會的特首普選，其實這是西方典型的「顏色革命」套路。針對的不是制度，針對的是人。
在香港，受西方支持的顏色革命家說我們的制度不夠民主(無論過去或現在的)，但在烏克蘭，即使她已全套實施西方的民主選舉，只要選出來的不是親美國的領導人，最後下場都會很悲慘，例如烏克蘭在2010年選出親俄羅斯的總統亞努科維奇，結果就在2013年末被一場西方鼓動的「顏色革命」所推翻。所以關鍵不是甚麼制度夠不夠民主，而是這個制度能否選出親西方的候選人。要看清楚這些漂亮口號下，其實他們要求的並不是真民主，而是真顛覆。要顛覆所有拒絕親西方的領導人，在香港就是要顛覆所有和中央政府有對話有溝通的愛國候選人，然後選出親西方的候選人。
過去區議會逐步全面普選，立法會普選過半(加上超級區議會議席)，民主化程度相當高，香港的街頭掟汽油彈、放火燒人的暴亂就一發不可收拾。兩者不單是有關聯的現象，兩者根本有因果關係，這種制度讓一大批激進反對派佔據區議員位置，每個月領3萬元工資，成為職業示威者和專業顛覆者，若不撥亂反正，香港何來穩定？
第二，新制度不是橡皮圖章。反對者批評直選九成五的民選議席一夜歸零，新制度是橡皮圖章。合理的區議會選舉制度，是要選出可以有效運作的地方行政機構。2019年選出的區議會由激進派操控，他們既沒有專注就地區提意見，也沒有為區內居民服務(這是區議員應有的功能)，警察到區議會開會被他們趕跑，地區滅罪工作從何做起？這些人天天想著癱瘓地方行政運作，脅逼政府就範，他們不自覺起變成一具顛覆機器。這些反對派的邏輯是若你不敢顛覆政府，你就是橡皮圖章，想起來也覺荒謬。
第三，新區議會不需要花瓶。按照反對派的邏輯，即然你是一個像皮圖章，自然就需要花瓶來點綴，所以他們估計，特區和中央政府會威逼利誘，讓傳統的泛民人士參與，甚至會讓位給泛民人士入局，這只是他們一廂情願。其實看立法會選舉已經知道，立法會直選也是雙議席單票制，各區建制派都派出2個或以上的參選者，並無只派一人參選的「禮讓行為」，結果令建制派全取立法會直選議席，單是這個做法已經顯示，完善政制後不需要花瓶，需要有人幹實事。阿爺只需要未來的區議員，在地區問題上提供意見，切實服務市民。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