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很多未能升讀大學的中學生改報副學士學位，取得大專資歷。有團體分析統計處過去20年數據，發現大專學歷勞工月薪中位數由20年前的20000多元，下跌至去年的16000多元，20年來，人工不但沒有上升，反而下跌了17%。
研究發現擁有各種大專學歷的勞工佔整體勞工比例快速上升，由1995年的31%升至去年的44%。這些大專生不止入息中位數低，起薪點也低，他們20年前的起薪點有12000多元，現時的起身點只有9700多元。這些數字與今年5月份社聯發表的研究報告資料相符，社聯指副學士的收入與中學畢業生相若。即是說，花了十幾萬元，讀完兩年的副學士，工資與中學生一樣。
由此可見本地勞工市場出現嚴重的供求失衡，擁有副學士等大專學位的勞工人數大增，但由於經濟發展遲緩，相關職位沒有增加，令到大專生嚴重供過於求，工資亦跟著下跌。
這個供求錯配的災難，與回歸之初，政府推出大量副學士課程有關。我記得在1999年與一位熟悉教育的財金高官吃飯，他提到發達國家高中生升讀專上課程的比率高達60%，但當時香港學生升讀大學的比率只有18%，加上到海外留學及遠程進修，大學生總數也不足30%。他認為香港要急起直追，要在10年之內，讓香港學生升讀專上課程比率快速增加至60%。
我當時提出疑問，專上教育學額增長得這樣快，政府如何負擔這些開支？另外，專上學額增長過速，勞工市場可否吸納？這名財金高官員話，政府不能夠提供所有專上學位的全額資助，所以大部分都是自費課程。意味著每名大專學生一年要支付4至5萬元以上的學費，去修讀這些課程。
至於勞工市場的吸納能力，這名財金官員很樂觀，他說未來是知識型社會，香港的勞工知識水平太低，大量增加超過30%受過專上教育的學生，對香港發展知識型經濟很有所幫。我當時的感覺是覺得這名高官比較「假大空」，發展知識型經濟是好事，人所共知，問題是港府有沒有配套政策去發展這些經濟領域。飯局就在疑問中結束。
這名財金高官的說話，隨後卻逐步實現。一年後政府公布要將專上教育學位由28000個，逐步增加至55000個，主要增加副學士學位。這個政策被視為是專上教育的「大躍進」，大躍進通常都沒有好下場，癥結源於構想只是閉門造車。
香港勞工市場逐漸變成發達國家的狀態，腦力勞動的工作很多人想做，新增職位卻不增反減；體力工作年青人不願意參與，變成有工無人做。從地盤工，到鎖匠、水喉匠、電腦維修等等，這些勞力行業，永遠缺人，從業員月入兩三萬等閒事，加上很多是現金交易，很多人報稅也不用報足。勞工供應和市場需求錯配。
年青人本來已不願意做體力勞動工作，花了十幾萬元，拿到副學士學位，就更加不願意。
至於大專學界，很多專上學院開始出現財政問題，例如港大明德學院出現財困，城大也將其專上學院賣走。但我估計這只是一個開始，因為本地出生人口不斷下降，2003年「沙士」更是低潮。十多年後沙士嬰兒升上中學，人數驟減。以2013年為例，中一學生數目只有59700人，比對上一個年度減少5000人，而且人數逐年遞減。這批「沙士嬰兒」到2018、19年是入讀大專的適齡時期，到時的報讀的人數也將會大幅下跌。教育大躍進，遇上沙士出生低潮，大專院校的殺校潮，還未到高峰呢。
盧永雄
部份立法會參選人因為鼓吹港獨，被選舉主任取消參選資格。坊間生起不少質疑，「為什麼其他鼓吹港獨的人可以參選，而我卻不能？」又或者「梁天琦在早前新界東補選也能參選，今次為何不可？」提出此等意見者甚至認為，可以據此作選舉呈請或司法覆核，打贏官司機會極大。
這些觀點作為政治爭論顯淺易明，可以投射出政府選擇性執法的印象，易取信於大眾。但如作為法律觀點在庭上提出，其實不堪一擊。
這些爭議讓我想起十多年前的一個經歷。那次因為遇上交通意外，要上庭應訊。去到荃灣裁判署，因為案件延誤，結果在裁判署內聽了半日其他案件的審訊。當日裁判署處理的絕大多數是交通事故等官司。由於我當時還在兼職修讀法律專業文憑，其中一科「訟辯」（Advocacy）是關於法庭上打官司的技巧，所以很有興趣聽聽法庭的審訊。當日有兩宗案件，法庭處理和一般「常識」不同，令我印象深刻。
一宗是關於的士司機濫收車資的案件，涉案的士司機除了收取一名外國遊客的大型行李費之外，還收取該名乘客兩個小型手提袋的行李費，結果被告上法庭，指他濫收車資。 該名的士司機大約60多歲，當檢控官陳述完控罪之後，他即時搶答，否認控罪之餘，還激動陳詞，話他做了40年的士司機，從來都是這樣收取車資的，即使是很細小的行李，也收行李費，從未有給人告過，他質疑政府濫告。
裁判官聞言大怒，喝停的士司機的講話（真的是很大聲怒喝叫他「叫聲」）。
裁判官接著解釋法律的精神，話每宗案件都是獨立處理，不可以因為過去觸犯法例而未被起訴，作為今次犯罪的辯護藉口。他說：「過去無告你，可能係無人報案，可能係警方人手不足，查唔到你，或者有一百個理由無注意到你無告你。但過去你犯罪無告你，唔等如今次你犯罪合理。每次提控，法庭都會獨立去睇有無足夠證據證明你犯事，唔可以用過去犯過同樣事無俾人告，作為辯解。」裁判官侃侃而談，甚有官威，這也是我第一次領教法官的威嚴。
另一宗案的主角是一名大約40歲的男子，他在鬧市駕車，他的右邊有部車切線到他前方時，撞到他的右邊前方車角，警方告他不小心駕駛。檢控官講完控罪，這名司機表示不認罪。他說涉案的另一部車從右方切線過來，他直行，當然是對方的錯，不是他的錯。
裁判官即時澄清：「不能因為其他車輛有犯錯，用來證明你沒有犯錯，另一輛車的司機可能也會被告不小心駕駛，甚至是魯莽駕駛，但在這案件中，法庭會獨立考慮你在駕駛時，有沒有觸犯不小心駕駛的罪行。」結果裁定這名駕駛者駕駛時沒有充份留意路面情況，沒有留意右邊有車輛打燈準備切線，所以判他罪成。
上述之的士司機過去濫收行李費沒有被人告，就如梁天琦上次可在新界東補選參選，今次卻被取消資格一樣，不能以上次政府沒有採取行動，來推論今次也不應採取行動。否則重覆發生的案件，第一次無告就永遠不能起訴了。
至於上述交通意外他人切線罪責更大的個案，就如其他同樣提倡港獨，但仍然獲得參選資格的質疑。這種說法無視每個個案的不同情況，據我所知，有一名被稱為「國師級」的參選人，他簽署了參選聲明之後，發表的港獨言論相當曖昧，立場並不明顯。據聞選舉主任曾考慮過取消他的參選資格，但最後檢視實際證據後，發現證據不足，結果讓他參選。
到最後上庭時，每個取消參選資格的個案要獨立去睇，講事實，講證據。和局外人憑「常識」去推論，很不一樣。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