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華人大法官楊鐵樑逝世，令我回憶起與楊官交往的一些往事，楊官後來從政，競選過首屆行政長官，我主力採訪相關新聞，所以和他接觸較多。而我初次認識楊鐵樑，則遠早於此時。有一件事情印象極深，值得一書。
回到1984年，楊鐵樑時任大學及理工撥款委員會主席，我當時是中大的學生代表，列席中大的大學教務會。時任中大校長馬臨有次緊急召喚我們幾個學生代表開會，他表示，大學及理工撥款委員會將到訪中大，與中大教務會開會。校方會向大學及理工撥款委員會介紹中大未來三年發展計劃。這個發展計劃對中大的未來極其重要，希望學生代表配合支持。
馬校長言下之意是你們這班學生，平時意見多多，到這樣關鍵時刻，要以中大的利益為重。
楊鐵樑當時已是華人按察司，和李福善是少數能夠做到香港司法界高位的華人，兼任大學及理工撥款委員會主席的重要公職。
到中大教務會會議之日，楊鐵樑等出席，中大在會上提出了兩個重要建議：成立法律學院和工程學院。中大力陳香港未來需要很多律師及工程師，而中大開辦這兩個學院，可以培訓更多的相關專業人材。
而楊鐵樑的提問非常尖銳，他從不同角度質疑究竟香港是否需要那麼多的律師和工程師，他反覆質詢中大校方預估未來相關人材需求有何理據，問到中大校方「口啞啞」。會後只見校方高層面如死灰，我作為一名列席學生，都覺得中大要搞法律學院和工程學院「凍過水」。
不過，3年之後，政府批准城市理工（當時還未升格為大學）創辦法律學院。我覺得自己真的天真，以為政府當年真的認為不需要那麼多法律人材，所以不批准中大開辦，事實卻只是不讓中大開辦而已。
我加入新聞界之後，對事情了解得更多。1984年中英簽署《中英聯合聲明》，港英政府認為未來會有大量港人移民他國，對專業人材會有巨大需求，於是部署大力擴展大學教育，加大對專業人材的培訓。當時的中大和浸會學院等，都行美式的4年制，而非如港大一樣行英式的3年制。政府當年叫中大及浸會4改3，結果浸會接受而中大拒絕。中大此舉激怒了港英政府，中大想搞法律學院及工程學院的計畫，就因此而泡湯了。
經此一役，我也體味到什麼是行政主導。在港英政府年代，行政權力集中，像大學這樣的機構，與政府作對，發展的機會就會被扼殺。
多年以後，我和楊鐵樑談起此事，他已印象模糊，相信這事情只是他出任眾多公職當中一件小事而矣。而我身為中大人，對此事的印象特別深刻而已。行政主導，就是如此。
盧永雄
前憲制事務司施祖祥離世。施祖祥於1991年至1994年曾任憲制事務司時，直接參與當時的中英聯絡聯合小組的事務，特別是有關香港的憲制發展安排。
我當年專責採訪相關新聞，因而與施祖祥十分相熟。期間有兩個和他討論的場景，記憶猶新。
一個是在一家水盡鵝飛的倫敦高檔餐廳。
當年，中英聯絡小組經常在倫敦或北京開會，我去倫敦採訪也去了十多次。在外地開會，官員通常都會有較多的閒暇，我就經常約施祖祥吃飯收風。有次我們相約了在倫敦一家非常高檔的餐廳吃飯，坐下才驚覺整個餐廳只有我們一枱客人。我不禁慨歎，這間餐廳只有這樣少的生意，還能堅持下來，真是一個經濟奇蹟。施祖祥當時就有感而發話，作為政府，一家要搞好經濟。
70年代，英國工黨上台，大搞國有化政策，觸發了大量的罷工，罷工新聞無日無之，英國經濟陷入低谷。直至1979年戴卓爾夫人上台，重推自由市場政策，將大量產業私有化，英國經濟開始漸有起色，但增長仍然緩慢。我和施祖祥吃飯的時是1991年，戴卓爾夫人剛下台，還記得後來香港人均產值在1993年竟然起過英國，這一年英國人均產值回落至18389美元，而香港的人均產值已躍升至20396美元，超過了英國這個香港的殖民主。
我當時跟施祖祥說：「你是憲制事務司，主力設計香港政制，將會大搞選舉，但你認為為政者先要搞好經濟，似乎有點矛盾。」施祖祥對我的講法無直接回應，只是支吾以對。而我當時的領悟是香港在70至80年代聚焦發展經濟，經濟蒸蒸日上，而英國兩黨集中搞政治，內鬥連年虛耗光陰。
第二個場景是吃早餐時關於新加坡模式的爭拗。1996年，施祖祥離開了政府。我仍和他還有聯絡，他每天早上都去跑馬地山光道馬會會所游泳，我常常約他在馬會六化郎餐廳吃早餐，其中一次討論印象甚深。當時談到新加坡和香港發展模式的差異。
施祖祥是香港「積極不干預政策」的堅定信徒，對新加坡就政府主導發展政策不以為然。施祖祥認為由政府主導，很多時候官員決策會有失誤，例如新加坡聚焦發展電子產業，但這個行業大幅波動，新加坡的發展也不太成功，又例如新加坡在中國投資興建蘇州工業園，雖然投入了很多資源，但卻未見很大成效。他認為香港由私人企業自主投資的經濟體系，發展較佳。
我的看法和他的不同。以內地經濟為例，1978年改革開放之後，在政府主導下，大力改革經濟，近20年卓有成效，經濟開始走上高速增長的道路。所以，不能過份推崇香港這個最經典的自由市場的不干預政策。
我和施祖祥的看法相異，但也只是各抒己見，爭論並不激烈，只為刺激思考。
香港和新加坡這個「雙城故事」，以人均產值計，2003年是分水嶺。2003年香港的人均產值為23977美元，而新加坡於人均產值為23730美元，香港仍略高於新加坡，但之後新加坡的人均產值開始超越香港，到2010年之後，差距更越拉越大。施祖祥當年批評新加坡由政府主導產業的政策，後來開花結果，相反香港在積極不干預政策，逐漸變成為地產主導，特別是創新產業發展興趣缺缺，窒礙了長線發展。
再加上香港回歸後，在政治上花的精力越來越多，2003年的確是一個分水嶺，當年出現反對23條立法的大遊行，自此香港進一步變成一個政治掛帥的社會。新加坡的人均產值超過香港這件大事，香港媒體甚至連提都不提，可見香港人的興趣，已不在經濟發展之上。
回憶起和施祖祥的這兩個場景的討論，容或有不同的意見，但共識是一個地方若只搞政治不斷內耗，就很難有好結果了。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