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會3名中大校董議員提出條例草案，改革中大校董會，扭轉中大校內校董（包括教職員和學生）比例過高的不正常情況。但改革受到部分中大管理層和部分校友反對。部分校友更大賣報章廣告，質疑議員提出的草案違反《基本法》。
外界對中大管治情況所知甚少。事實上，希望中大校董會改革的聲音，並非始於今天，也不是源自立法會。早在2002年，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發表《宋達能報告》，提出香港就資助大學要進行管治機構改革，提升社會問責和監督。改革內容主要體現在校外校董比例要例遠高於校內校董，校監（即特首）可委任社會人士參與大學管治，代表公眾監督大學。
如今21年過去，全港大學當中，唯獨中大未有完成改革。中大於2009年和2016年的校董會曾經成立專責小組，甚至曾提出改革方案，但都無疾而終。中大校董會現時有55名校董，其中兩名校外校董因健康理由，經常不出席校董會會議，而受薪職員校董共27名，數目超過經常出席者的半數，局面甚不理想。議員草案建議中大校董會減至34人，校內校董減至11人，校外校董23人，令校外校董穩佔多數。
中大校董會改革，拖延多時，而且是全港大學中的少數由校內教職員把持校董會的特例。有幾個問題值得探討：
第一，如何監管大學？校董會是大學最高的管治架構，如果教職員佔比過高，等如教職員操控了大學的最高管治機構，在任命校長和決定大學的發展方向時，難免有利益衝突之嫌。在早前立法會換屆之際、3名議員校董退任之空檔，中大校董會提前為校長段崇智續約，在校長續任時，並無進行公開國際招聘，這種急急通過校長續任的狀況，觸發了社會關注，亦直接牽動3名議員提出改革中大校董會的提案。如果中大校董會不改革，如何改善教職員把持校董會的狀況？
第二，院校自主。有中大校董提出《基本法》保障院校自主，而立法會議員未得校董會同意，自行將改革校董會草案刊憲，做法有違程序公義。
曾任《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秘書長的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直斥其非，指《基本法》明確指出，有關教育發展的政策，主體責任在特區政府。今次議員提出改組中大校董會的提案，得到了特首的同意，是改善大學治理的關鍵舉措。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直指有關大學將「院校自主」曲解成為「完全自主」，認為是獨立於政府和獨立於特首的「自主」，無視大學校監就是特首，校董會主席是由特首委任產生這個事實。
有校董指「重組校董會的主權在於中大」，是完全錯誤的講法，因為中大受立法會制定的《中文大學條例》規管，根本不是大學校董會可以自行決定。
第三，議員校董和校友校董不一樣。有反對改革草案的意見指，既然3名議員校董要求減少校友校董至2人，亦應該同樣削減議員校董至2人。本來，略為減少議員校董亦無不可，但關鍵是校外校董佔多數，才可以完善大學的管治。另外，將議員校董和校友校董等量齊觀，是一種扭曲的觀念。3名立法會議員校董向立法會負責，他們代表公眾監督中大，和校友校董有本質差別。
中大每年獲得政府資助70、80億元，涉及大量公帑，但中大校董會拖延改革，如今在立法會議員提出改革方案的時候，又有人諸多阻撓，恐怕仍是在迴避改革，不利於改善大學的管治。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