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美國只能聽其語，觀其行。
美國國務院7月29日消息，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接受澳洲傳媒訪問時表示，
「我們深刻認識到必須以負責的態度來處理與中國的關係。」
但就在2日前，美國《華盛頓郵報》7月27日引述不具名的美國官員稱，白宮決定拒絕特首李家超出席11月在三藩市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會議，原因是美國在2020年對他實施了制裁。
在美國放風不會批出簽證讓特首出席APEC會議之後，聽到布林肯話「以負責的態度來處理中美關係」，真是覺特別刺耳。原來這種任意處理對華事務的手法就是「負責任的態度」，若美國不負責任就更可怕了。
美國自己有《國安法》，可以因為香港亦有《國安法》而對包括李家超在內的11個中央及香港官員作出制裁。
美國不會讓她制裁的人去美國開會，不會和特首李家超接觸。按美國的邏輯，顯然因為香港不夠民主自由。
7月29日，阿富汗臨時政府外交部副發言人塔克爾稱，由阿富汗臨時政府代理外長穆塔基率領的代表團已前往卡塔爾首都多哈與美國官員會面。據悉，美阿雙方將討論取消制裁、將阿臨時政府官員從黑名單中刪除、釋放阿富汗外匯儲備以及領空問題等話題。看來在美國眼中，不讓女孩讀書的阿富汗塔利班政府，比香港更民主自由，所以要和塔利班政府多多接觸。美式原則，可以隨意搓圓撳扁。
如今美國政府放風話不讓特首李家超出席亞太經合組織（APEC）會議，暴露幾個問題：
1.美國濫權。正如外交部發言人毛寧表示，APEC東道主負有讓所有成員代表順利參會的責任和義務。美方對包括李家超行政長官在內的中方人員實施非法無理制裁，本就是嚴重違反國際關係基本準則的霸凌行徑。
2.美國或許天真到想講數。美國為何在現在放風出來？若美國已決定，正式宣布就好了，不用鬼鬼祟祟地放風。不能排除放風出來，是想和中國講數，要中國在其他方面讓步，例如想逼美國未解除制裁中國國防部長李尚福和美國官員會面。
3.以牙還牙最佳策略。恐怖份子制造事端逼你讓步，你讓得一次，他下次又會再來。對付激進分子別無他法，就是讓他的要求不能得逞。2002年10月，40名車臣共和國分離主義份子闖入莫斯科軸承廠文化宮大樓劇院，脅持逾850名觀眾作人質，要求俄羅斯軍隊撤出車臣共和國。結果，俄羅斯聯邦軍警以芬太尼麻醉表演廳內所有人，然後強攻進入，擊斃39名恐怖分子。多數人質獲救，但是至少129名人質因為吸入芬太尼而產生的不良反應而死亡。俄羅斯對車臣分離份子強硬回擊，21年過去，沒有再發生另一宗車臣人大規模襲擊，因為他們知道要求不會得逞。
中國以牙還牙的策略有很多，包括習主席也抵制這次三藩市亞太經合組織會議，香港也不派其他官員出席，就讓美國自己搞一場冷清的APEC峰會吧。當然，若國家有其他更強硬的反制策略，也可運用。
結論是不要以為美國搞什麼中美高層會晤，兩國關係就可以改善。以美國這種態度，中美是鬥爭的多，合作的少了。
盧永雄
立法會3名中大校董議員提出條例草案，改革中大校董會，扭轉中大校內校董（包括教職員和學生）比例過高的不正常情況。但改革受到部分中大管理層和部分校友反對。部分校友更大賣報章廣告，質疑議員提出的草案違反《基本法》。
外界對中大管治情況所知甚少。事實上，希望中大校董會改革的聲音，並非始於今天，也不是源自立法會。早在2002年，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發表《宋達能報告》，提出香港就資助大學要進行管治機構改革，提升社會問責和監督。改革內容主要體現在校外校董比例要例遠高於校內校董，校監（即特首）可委任社會人士參與大學管治，代表公眾監督大學。
如今21年過去，全港大學當中，唯獨中大未有完成改革。中大於2009年和2016年的校董會曾經成立專責小組，甚至曾提出改革方案，但都無疾而終。中大校董會現時有55名校董，其中兩名校外校董因健康理由，經常不出席校董會會議，而受薪職員校董共27名，數目超過經常出席者的半數，局面甚不理想。議員草案建議中大校董會減至34人，校內校董減至11人，校外校董23人，令校外校董穩佔多數。
中大校董會改革，拖延多時，而且是全港大學中的少數由校內教職員把持校董會的特例。有幾個問題值得探討：
第一，如何監管大學？校董會是大學最高的管治架構，如果教職員佔比過高，等如教職員操控了大學的最高管治機構，在任命校長和決定大學的發展方向時，難免有利益衝突之嫌。在早前立法會換屆之際、3名議員校董退任之空檔，中大校董會提前為校長段崇智續約，在校長續任時，並無進行公開國際招聘，這種急急通過校長續任的狀況，觸發了社會關注，亦直接牽動3名議員提出改革中大校董會的提案。如果中大校董會不改革，如何改善教職員把持校董會的狀況？
第二，院校自主。有中大校董提出《基本法》保障院校自主，而立法會議員未得校董會同意，自行將改革校董會草案刊憲，做法有違程序公義。
曾任《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秘書長的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直斥其非，指《基本法》明確指出，有關教育發展的政策，主體責任在特區政府。今次議員提出改組中大校董會的提案，得到了特首的同意，是改善大學治理的關鍵舉措。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直指有關大學將「院校自主」曲解成為「完全自主」，認為是獨立於政府和獨立於特首的「自主」，無視大學校監就是特首，校董會主席是由特首委任產生這個事實。
有校董指「重組校董會的主權在於中大」，是完全錯誤的講法，因為中大受立法會制定的《中文大學條例》規管，根本不是大學校董會可以自行決定。
第三，議員校董和校友校董不一樣。有反對改革草案的意見指，既然3名議員校董要求減少校友校董至2人，亦應該同樣削減議員校董至2人。本來，略為減少議員校董亦無不可，但關鍵是校外校董佔多數，才可以完善大學的管治。另外，將議員校董和校友校董等量齊觀，是一種扭曲的觀念。3名立法會議員校董向立法會負責，他們代表公眾監督中大，和校友校董有本質差別。
中大每年獲得政府資助70、80億元，涉及大量公帑，但中大校董會拖延改革，如今在立法會議員提出改革方案的時候，又有人諸多阻撓，恐怕仍是在迴避改革，不利於改善大學的管治。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