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聯招結果公布，今年有39900名學生申請大學聯招，16140人在首輪申請獲得取錄資格，佔申請人數40%。另外，有3692人獲 得「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全日制學士學位課程取錄。換言之，首輪已經有19832名學生獲取錄入讀學士學位課程，佔總申請人數的49.7%。但入讀大學及學位課程的中學生比例顯然比這個數字高，當中包括3個因素：
1， 有部分被取錄的學生放棄學額去外國讀書，然後有更多學生之後會被候補取錄。
2， 相當多未被取錄的學生會入讀副學士或高級文憑課程，而他們當中會有相當的比例在完成課程之後，再被大學取錄。
3， 有大量的學生出國留學。據教育局統計，2020年有6009名，2021年有5645名中六學生離港出國留學，不要以為數字減少，其實可能在更早的時候，有部分人在中五已預先移民出國。所以不計更早已移民或出國留學的學生，粗略估計一年有大約6000名中六生出國留學。總體估計全港有60%的中學生，透過本地或海外各種途徑升讀大學。
香港的大學教育迅速增長，大學教育由精英教育變成普及教育。與此同時，適齡就讀的學生人數就急劇下降，造成入讀大學比例達到60%。回想40年前我讀中學的時候，香港只有中大和港大兩所大學，每間各招收1000多學生，每年大學的取錄人數就只有2000多人，但當時每年有十幾萬的中學生畢業，大學的取錄額只有1.5%。當時能入讀大學，已經是未來搵到好工的一個上佳保證。但現在有60%的中學生讀大學，即使勞工短缺，就業並不困難，但讀到大學不再是搵到好工的保證。
社會的急劇變化也衍生出各類型的問題，包括就學和就業的選擇問題：
第一， 入讀名校並非登龍捷徑。40年前家長拼命將仔女送入名校，有上佳的理由，因為當時一般中學一年可能只有2、3個畢業生能夠入大學，但是當年的名校就有高達半數的學生可以入讀大學，所以家長們拼命將仔女塞入名校，就等於為他們搵到一條入大學的捷徑。
當年的社會相當貧窮，入不到大學，家長也無力供仔女出國留學，所以能夠入名校差不多已經決定人生的前途。但如今時移勢易，入大學難度大減，倒過頭來入名校的需要其實沒有那麼大。
當然讀書出色的學生入到最優秀的大學仍然係更大機會可以獲取成功。但現實地說，全港最出色的1.5%學生，無論讀的中學是否一流名校，無論讀什麼大學，最後做事都很有機會成功。
第二， 形象和就業的錯配。當社會上越來越多大學生時，反而會有相當部分的大學生最後拒絕就業。日本有近千萬的隱蔽青年，他們表面上不想成為「社畜」，不想受僱主奴役，但實際上也和打機文化以及職業與理想錯配有關。一個中學畢業生選擇就業的時候，彈性會很大，但一個大學生就會比較揀工，不願意做他們認為低下的工作，結果更有機會成為隱蔽青年。
很多家長為了逼子女考入名校，更加成為「直升機父母」，所有事情都代仔女決定，令子女缺乏自理的習慣，無解決難題的能力，結果適得其反。如果孩子喪失解難能力，即使躋身名校，最後做事也很難成功。結論是性向比學校重要。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