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區政府就23條立法訂立「境外干預罪」，惹起一些議論。例如港大法律學院客座教授陳文敏接受報章訪問時質疑，「境外干預罪」字眼含糊，並指如「呼籲沽售港元」而導致部分人虧損是否違法。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以不點名方式回應陳文敏質疑，指第一，有關行為與境外勢力看不到有任何關係；第二，看不到用法例內所說使用的「不當手段」； 第三，亦沒有切合建議法例所說的干預效果，基本上是「三不中」。
鄧局長亦指出，若純粹談論本港社會經濟發展或從事相關研究，並不是洩密，要「三連中」才違法，包括一，無合法權限下披露； 二，相當可能危害國家安全；三，披露的資料是否符合國家秘密的領域和有否犯罪意圖。
政府提出23條立法之後，的確有部分人提出，23條立法後會否什麼也不能說，例如將來發研究報告導致股巿下跌，會否有國安問題？或者是否什麼也不能批評政府，否則就是洩密或違反國安法？這些講法無論是善意或是惡意，都是將所有東西混為一談，焦點不清。
以「境外干預罪」為例，我又不覺香港的「境外干預罪」字眼含糊，其實陳教授所處的英國，去年7月通過的新版《2023國家安全法》，同樣新增了「境外干預罪」，其內容和香港建議中的「境外干預罪」接近，只是港版的辣味比英國版為低，因為無英國較嚴厲的「境外影響力登記制度」。
英國版「境外干預罪」禁止任何人配合外國勢力，通過某些特定的不當手段，干預該國事務，包括干預投票、妨礙言論自由等多種干預效果，均屬違法，違者最高判罰監禁14年並處以罰款。
港版「境外干預罪」，禁止配合境外勢力，使用不當手段帶來干預效果，包括第一，影響中央人民政府或香港特區行政機關制訂或執行政策或措施；第二，干預香港特區的選舉； 第三，影響立法會履行職能；第四，影響法院履行職能；以及第五，損害中央與特區之間的關係。
港版和英國版「境外干預罪」提到的使用不當手段亦頗類似。
這裡再科普一下，提控刑事罪行要入罪殊不容易，首先要證實有犯罪行為(actus reus)，「境外干預罪」的犯罪行為包括：一是配合境外勢力，二是使用不當手段，三是帶來干預效果，三者缺一不可。其次亦要證明有犯罪意圖(mens rea)，如果涉案人在毫不知情下被人欺騙利用，即使真正參與一個境外干預的罪行，有犯罪行為，但他亦可以以無犯罪意圖辯護脫罪。
香港的「境外干預罪」定義清晰，看不到陳教授所謂的「字眼含糊」。也不知陳教授會否覺得英國的「境外干預罪」字眼也很含糊呢？
至於陳教授舉的例子，一個人如果呼籲沽售港元，如果真的只是對貨幣走勢的一個評價，看不到有「使用不當手段」的成分，而「導致部分人虧損」，也不是香港的「境外干預罪」亦要帶來的五種效果之一，首先不構成「犯罪行為」。
至於「犯罪意圖」，如果無論是一個研究員或巿場人士，真心實意分析經濟研究港元走勢，提出看法，沒有配合境外勢力有預謀行事，亦看不到有任何觸犯「境外干預罪」的犯罪意圖。「境外干預罪」是要防止外國透過本地的代理人，透過不當手段嚴重干預國家或香港事務，正常研究分析活動、新聞報道、投資建議，的確跌入鄧局長所說的「三不中」範疇。
一般人不懂得作具體的「犯罪行為」和「犯罪意圖」的分析，並不出奇，故易有「法例不清」的誤解。但一個法律系的大教授也作出所謂的「字眼含糊」的評論，就比較不專業了。
盧永雄
特區政府公布就《基本法》23條進行立法，有媒體將今次的建議和2003年的版本相比，顯示現今版本比2003年版嚴厲，其實這是一種「阿媽是女人」的比較。
2019年香港爆發黑暴事件，2020年中央代香港就國安問題進行部分立法，制訂《港區國安法》，如今的23條立法和2020年的《港區國安法》，將會結合成統一體系，既然《港區國安法》較2003年版的23條立法嚴厲，如今進行的23條立法比2003年版嚴謹，也是題中應有之義。
我倒反覺得，今次23條立法的辣度只是中等，未去到最辣的程度，特別是新增的境外干預罪，由於其中一個焦點是，管制本地的政治團體與境外的政治團體聯繫，但政府只是沿用《社團條例》中對「政治團體」的定義，即政黨或以參選作為主要功能的組織，就令到大量的NGO或外國組織並不跌入這個定義當中，仍然可以保持和外國組織的基本聯繫。這些外國組織只要不從事違反國安法其他條文的活動，就可以繼續存在。可以說，政府已經是留一手了。
說到2003年的23條立法，政府最終決定放棄。後來有一個內地法律專家對我說，指香港已經錯過了一個最寬鬆的23條立法版本，當時的「剝牙版本」已是中央能接受的極限，香港可以說是「蘇州過後無艇搭」了。
如果回顧2003年的立法，有幾個問題值得商榷。
第一，假如沒有錯過又如何？距離2003年立法已經超過20年，歷史告訴了我們事情的真相。可以推想，假如香港在2003年已就23條立法，但由於法案的辣度不夠，亦都恐怕政府不敢執行，2014年的佔中和2019年的黑暴事件，恐怕仍可能發生，那麼往後的《港區國安法》和23條立法，仍然必須進行。23條立法的核心理念是防止香港出現顛覆性的動亂，所以即使立了一條剝晒牙的2003版23條法案，亦沒有什麼大作用。
第二，單向保障自由。其實過去的問題不單單是有沒有2003年的立法，而是回歸20多年，香港整個發展只是單向要保障自由。當年討論23條立法，根本不覺得香港會出現動亂，所以很多人都希望法案可以訂得越鬆越好 ，認為這只是為了滿足中央的要求，甚至認為是無理的要求。
現實上，政治自由和政治穩定，是維護一個體制發展的同樣重要元素，要獲得好好的平衡。美西國家保障自由的同時，亦要保障政治穩，訂出非常嚴苛的國安法律，但他們推動發展中國家或地區採納新制度時，就採取一種震盪療法，要求這些國家和地區一下子跳到西方民主的制度，全面保障自由，不理他們是否有政治穩定，結果極其災難性。香港出現了2019年黑暴事件，也是這災難的變奏。
第三，政治穩定重要。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在1968年發表他的名著《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檢討1945年二戰之後，殖民地紛紛獨立，但是20幾年過去，很多國家都並未發展起來，只是一片混亂。他提出一套理論，認為傳統社會經歷巨變，政治和經濟社會的制度和紐帶都打碎了，但新的制度未建立起來，高漲的政治訴求不能夠被體制吸納和滿足，就出現持續不斷的動亂。
他說政治穩定極難定義，但總體來說有兩個因素：秩序和持續性。秩序意味著政治體系相對不存在暴力、高壓政治和分裂等因素。而持續性意味著政治體系的關鍵部分相對來說不發生變化、不存在想根本改變政治體系的政治運動。
亨廷頓的理論，已經可以解釋香港的問題。香港回歸之後，傳統的政治體制打破，意識形態失序，然後馬上就套用西方那一套單向側重自由、民主，完全忘記了政治穩定，結果出現重大的政治災難。
結論是，我們沒有錯過2003年的23條立法，而是錯過了對政治穩定的重視。政治穩定就像空氣一樣，有的時候並不察覺，但當失去之後，就覺得相當痛苦了。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