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闖入立法會案，一班認罪的被告進入求情階段。
其中一個求情者是前港大學生會會長孫曉嵐，她在庭上指認罪是因為「了解到法律條文的字面含義，即使她當日無暴力行為，無損壞任何死物，都干犯了定義寬鬆的暴動罪。在政權眼中真正的罪名是對民主自由人權的追求。」
孫曉嵐的陳情多次被主審法官李志豪打斷，指法庭不是她表達政見的平台，最後他終止了孫曉嵐的陳情。
在孫曉嵐眼中，無損害任何死物就不是暴動。但即使2019年11月11日有暴動者在馬鞍山大橋放火燒人，嚴重傷害生命，相信孫曉嵐也不認為是暴動，只是表達對政權的不滿。
巧言令色，鮮矣仁。那些政治狂熱分子，連基本的仁心也沒有，使用嚴重的暴力，意圖壓逼政府接受他們的訴求。這些顯然是政變的行為，政變失敗者最後接受法律制裁，天經地義。
他們應該去參考一下，2020年1月美國國會山暴動，最後被指為示威的發動者、右派團體「驕傲男孩」（Proud Boys）首領塔里奧（Enrique Tarrio），即使他並無進入美國國會，甚至不在華盛頓特區 ，但亦因為煽動罪而被判刑22年。所以孫曉嵐說她的真正罪名是對民主自由人權的追求，按她的邏輯，可參考一下同樣「追求民主自由」的驕傲男孩首領的下場。
孫曉嵐的求情，令我想起「大和解」理論。回歸頭22年，香港政壇流行一種大和解理論，認為政府只要和反對派和解，接受他們的訴求，香港就可以天下太平。事後回看，這些大和解理論，真是天真得可笑，但過去特區政府多多少少都受到這些大和解論者影響，不斷接受反對派的訴求，但訴求卻永遠沒有滿足的一日，只會越演越烈。
早在曾蔭權當特首的年代，他就曾經問過一名反對派議員，反對派年年反對施政報告致謝動議，究竟政府要做什麼他們才會支持致謝動議呢？該名反對派議員就笑著跟曾蔭權說，無論政府做任何事，他們都不會支持致謝動議，因為他們就是要反對政府尋求支持。大和解論者亦等於古時的綏靖派或懷柔派，遇到敵人來犯時永遠想講和，割地賠款，什麼都做，只要不打仗就可以了。結果導致國貧民弱，王朝覆亡。
從孫曉嵐的表現，令人明白一件事情，並不是2019年的暴動平靜下來、立了《國安法》、搞了完善政制，當日的反對者思想就會馬上轉變。要變，是一代人甚至兩代人的事情。未來的年青人，要在比較正確的思想引導下長大，才會沒有那麼激進，會以和平理性的態度，看待事情。
這又令我想起23條立法。大和解論者又以另一種形式冒出來，作這樣那樣的批評，例如說相關罪行或抗辯定義寬鬆，立法的任意性強等等。他們說這些空泛而又討好的說話，其實對23條的理性討論，並無助益。
如今不是討好反對派的年代，是香港要理性處理政治問題的時代。
盧永雄
23條立法其中一個關注焦點，是竊取及洩露國家機密。其實現行的《官方機密條例》，已經有一定條款規管竊取或洩露機密行為，今次23條立法是要將相關罪名重新整合修訂。
竊密罪主要針對間諜而不是記者。如今美國中情局局長伯恩斯公然宣稱要加強對中國的情報工作，而美國最近起訴一名中情局的離職人員舒爾特，曝露中情局有一個入侵全球網絡的黑客工具「寶庫7號」（Vault 7），該名前中情局人員，因為洩露美國8761多份機密文件，被判監40年。可見環球情報人員，都是競相透過網上或實體入侵有其他政府的系統盜取機密，所以防範洩密變得特別重要。
新聞界就關心23條立法會否誤傷無辜，記者會不會因為報道機密消息而獲罪。
可以看看23條立法相關罪名，是「非法披露國家機密罪」，政府建議禁止任何人在沒有合法權限的情況下，非法披露國家秘密。
先看這個罪名的「犯罪行為」，包括：一，非法披露 ；二，披露的是國家機密。如果新聞記者以合法方式獲取的政府秘密，例如一個政府官員向記者吹風，就並不涉及非法披露的問題。
相反例子是若傳媒賄賂公職人員獲取政府機密資料再公諸於世，那就是非法披露。例如蘋果日報在1999年派記者花了31萬元，賄賂警察通訊員，以獲得999台的報警資料，最後涉案記者承認兩項串謀向公職人員提供利益罪，被判囚10個月； 而涉案的兩名警察通訊員亦分別被判囚7個月及9個月。過去有香港記者在內地向官員用錢買文件再報道，這亦屬於非法披露。
至於國家機密，新法例就有具體的定義，包括（a）關乎國家或香港特區事務的重大決策中的秘密；（b）關乎國防建設或武裝力量的秘密； （c）關乎國家或香港外事的秘密；（d）關乎國家或香港特區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秘密；（e）關乎國家或香港特區科技發展的秘密；（f） 關乎維護國家安全或香港特區安全或偵查罪行的秘密；或（g）關乎中央與香港特區之間的關係的秘密。
所以是否洩密，首先要確定洩露的是否國家機密。有傳媒問報道外資大鱷沽空港元是不是洩密，這是一個市場行為，根本不是國家秘密。
至於「犯罪意圖」，控方要證明洩露機密的人：a）明知相關資料屬國家秘密；或（b）有合理因由相信資料屬於國家秘密，並意圖危害國家安全，而在沒有合法權限下披露。換言之，一個人如果完全不知道某個資料屬於國家秘密，也沒有理由相信披露會危害國家安全，便不算犯罪。舉個例子，記者報道一個刑事罪行，也不知道相關罪行與國家安全有關，即使披露也不算犯法。
政府為求令傳媒放心，正考慮加入「重大公眾利益」的抗辯理由，雖然有法律界人士指維護國家安全與公眾利益兩個概念似有矛盾，而很多西方國家的國安法也並沒有公眾利益抗辯，但特區政府似乎依然想保留這一抗辯理由，令我想起我自己的親身經歷。
2002年11月，我從一個在內地醫院工作的朋友處得知，在廣州開始流行一種不知名的肺炎，幾間醫院都收到大量類似的病患，症狀類似退伍軍人症，染病後惡化得很快，並有高度傳染性，但當時未確定是否是一種新傳染病。我當時任《星島日報》總編輯，權衡之後決定在報紙頭版報道。我並不知道官方對這一疾病的態度，另外，亦覺得報道有助公眾預防，所以最終決定報道。其實這是一則環球獨家新聞，因為這種疾病就是後來確認的SARS。
如果用現行建議中的法例，我當時報道這種新的流行病並不違法，因為我既不是非法獲取訊息，有關消息沒有跌入國家機密的範疇，因為它只是一個醫院的流行病，而不是國家的重大決策。我亦無犯罪意圖，即使國家當時已經在研究這種疾病，但由於我並不知情，所以我非明知其是國家機密而報道。當然最後我也有「重大公眾利益」抗辯，因為提醒公眾防止嚴重的傳染病流行，應屬重大公眾利益。
綜合而言，保守國家機密的法例，自然會減少消息傳播的自由，因為真的不可以非法披露會損害國家安全的國家機密，但關鍵是新法例是否可以做到在保障自由與國家安全中，取得合理的平衡。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