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討論23條立法之時，生起所謂香港會成為「國際金融中心遺址」的爭議，還有大摩亞洲區前主席羅奇「香港已死論」。這是一場輿論戰，對手的打法比較隱蔽。
香港就基本法23條進行立法，既是香港的憲制責任，包括美西方在內，世界各地都會進行國安立法，要從原則上否定香港立法，很難站得住腳。現實上，香港的政治趨向穩定，想發動人直接攻擊23條立法亦有困難，所以對手就繞道經濟金融戰線進軍，而輿論攻勢亦是圍繞著「香港已死」的邏輯推進。
香港在疫後的確面臨一定的經濟困難，包括：一，美國暴力加息超過5厘，資金成本高企，經營困難。二，由於環球經濟放緩，國家經濟在疫後復甦亦比較緩慢，雖然去年中國經濟有5.2%增長已屬難能可貴，但難有更快速的增長。三，或許更加重要的是，美西方基於政治的考慮，大力在香港抽資，甚至警告基金不要投資香港上市的中國股票，他們直接出手打壓香港股市。
對手的玩法是顛倒因果關係，將香港面對的經濟困難和股市低迷，百分百歸咎於國安立法和相關執法。由此演化出一個簡單邏輯：「香港現在已經很穩定，就不要再搞那些國安東西了，只要不再追究犯罪者，和美國重建關係，香港什麼也會好起來。」
這種「回到過去」式的論調，聽起來十分吸引，因為香港人幾十年來都是活在一個中美關係友好的環境下，香港就是靠做中介賺錢。
這種「回到過去」的觀點，令人產生一種錯覺，以為只要不搞國安，就可以「舞照跳、股照炒」了。推動者不遺餘力大做宣傳，他們製造輿論的句式通常是「我不反對23條立法，但是….」背後的意見等於說23條立法趕走外商，不搞也罷。
其實這種邏輯不堪一擊，主要有幾個方面。
一，香港受壓正好是因為美國施壓。其實香港金融巿場面對的壓力正正是美國抽資的結果，在特朗普當總統的年代，已經明言要打跨香港股市，要港股交易地乾涸。這是一個陽謀，不是一個陰謀。
無論香港有沒有23條立法，無論香港告不告黎智英，世界的地緣政治局勢已發生巨變，美國已認定中國為主要對手，美國打壓香港的行為不會停止。
二，香港精英們要放棄幻想。無論商界人士也好，還是傳統精英也罷，都應該放棄幻想，不是因為阿爺對美國過度強硬，不是因為香港政府有應變反駁隊，美國才針對香港。去年11月，國家主席習近平應約和美國總統拜登會晤，一定程度上回應了美方的要求，包括重啟中美兩國的禁毒協作和恢復中美軍方高層對話，但不見美國有一毫子的讓步，取消對中國產品的附加關稅。美國的策略是好處盡要，打壓不停。
三，香港人要團結打好輿論仗。就我接觸中央官員所知，他們對香港的要求非常簡單，是希望香港團結起來，形成有力的隊伍對抗敵人，其中一個環節是打好輿論仗。中共認為槍桿子、筆桿子出政權，如今保江山，亦是要靠筆桿子，靠大家團結打仗。
這不單是要擊退敵人的輿論攻勢，亦是要保持著自己隊伍的信心。經濟周期有起落，捱過了低谷就會有美好的明天，但如果信了對方一套，自亂陣腳，在低谷自殘跳車，就永遠不會有明天了。
盧永雄
23條立法諮詢步向尾聲，有報章撰文引述學者意見，指境外干預罪毋須帶來嚴重後果，「似乎超越單純維護國安的範圍」，擔心正常新聞工作、學術工作會誤墮法網。
對此罪名立法的必要性，值得深入探討。
相關報章的報道詳細比較23條立法的「境外干預罪」和《港區國安法》的「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其中一個焦點干預意圖或情節。《港區國安法》的「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罪」，要求可能造成嚴重後果，但「境外干預罪」無要求有嚴重後果。
背後的問題是，有了「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為何還需要「境外干預罪」？
第一，《港區國安法》要求高門檻。「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罪」要求證明可能造成嚴重後果，往往是在事發之後才能證明。
舉一個例子，職工盟長年收受有「民間中情局」之稱的美國NED機構屬下組織捐贈款項，累計數額過千萬，配合NED屬下組織主導的活動，攻擊國家「一帶一路」政策會為相關國家帶來負面影響，於是推出一份所謂研究報告，大力唱衰「一帶一路」政策壓榨勞工。當大家知道這個組織是長期收取美國直接資助，然後配合美國政治議題進行所謂研究，並無做任何實質的研究工作，只是將相關資料「炒埋一碟」，就作出結論，這亦是美國政府指控中國「一帶一路」帶來債務陷阱等問題的慣技，她經常引述一些所謂「非政府組織」的報告，其實他們幕後資助這些非政府組織。在此個案中，要證明這些行為可能造成嚴重後果，有相當高的難度，但這又是明顯受外國勢力操控，意圖干預中央政府施政的行為。有了「境外干預罪」，就可以防止本地政治組織收外國錢攻擊中央了。
第二，外國的巨大威脅。先不論美西方國家已經大量制定反外國干預罪，控制外國干預的風險，單從近年地緣政治的變化和美國對中國的敵對態度，已經知道立法的必要。
美國中情局在2021年宣佈成立一個「中國任務中心」，這是一個針對中國的專門機構， 在中情局歷史上還是首次。可見拜登政府繼承特朗普政府視中國為敵的定位，對外加強與盟友的合作，對內大力加強政府相關組織，發動對中國的滲透和影響，已是公開的秘密。 只有《港區國安法》的「勾結外國及境外勢力罪」遠不足夠，也需要新的23條立法的「境外干預罪」，加固防護，防患未然。
第三，新聞界和學術界會誤墮法網嗎？即使立法有必要，香港仍有需要保障新聞自由和學術自由，所以提出相關疑問可以理解。但就現時政府建議罪行的釐定方式，要反覆證明犯罪行為和犯罪意圖，入罪並不容易，估計正常從事新聞和學術工作的人，不會誤墮法網。那麼哪些是「不正常」的例子？
新聞界的例子，自然是黎智英和《蘋果日報》了。黎智英案的相關案情披露，情況令人震驚，黎智英和外國有千絲萬縷的關係，不但在2019年7月香港黑暴事件高峰期，前往美國見副總統彭斯和國務卿蓬佩奧，更長期和美國國防部及駐港總領事館的現任和前任高官，保持極緊密關係，甚至可以將前美國駐港總領事郭明瀚要求《蘋果》擴大報道陳方安生訪美的指示，直接轉給《蘋果》社長張劍虹，叫他執行。這種行為就跌入「參與外國政府策劃或主導的活動」，或「代其作出行為」的範疇，明顯意圖干預特區施政，恐怕正常的新聞工作者，都不會做出這種政治性行為。
另一個例子是前港大法律學院副教授戴耀廷，在2014年佔中的時候。他竟將佔中的秘書處設在港大，組織不知名的捐款，借用港大來聘用一名佔中運動的秘書，到東窗事發後，港大按規定要求申報捐款的來源，戴耀廷初期在內部不斷推搪拒不提交待捐款人的真實身份，後來就找了牧師朱耀明的名字來搪塞。利用一間大學作為佔中秘書處，借大學名義搞出很多活動來撐佔中，這不單不是正常學術研究的行為，更加是濫用大學資源進行政治活動，如果背後有外國勢力的參與，就會跌入境外干預罪的範疇。
結論是，政府訂立新的境外干預罪之後，正常做新聞工作或做學術研究的機構，很難誤墮法網。不過想利用新聞機構、學術機構或工會組織去協助外國外地政府推動他們的政治議程，甚至想推翻特區或中央政府的話，就當然會受到規管。
看看香港的往績，正正是李卓人、戴耀廷、黎智英這些人濫用了自由，逼得政府要加強規管，他們才真正是自由的破壞者。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