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已不是2003年的世界

23條立法諮詢步向尾聲，反對派團體民主黨和記協先後發表意見，大方向是要求大幅收窄相關罪名的規範和內容。這令人想起，2003年第一次23條立法時的情景。

那時是回歸後第6年，香港仍然很太平，特首董建華雖然開始被反對派狙擊，但街頭暴力運動尚未興起；在中國協助美國反恐後，中美關係趨向和緩。香港人不覺得有什麼國家安全的威脅，不少人反而認為23條立法只是為了收緊香港人的自由。那時反對派團體從根本上反對23條立法，雖然最後大律師公會和政府私底下「講數」，初步同意一個「剝了牙」的法案，但最後民陣發動大批市民上街，便埋葬了本來已經半廢武功的2003年版本的23條立法。

現在無論是民主黨或是記協，當年都有份推翻那個「剝牙版」23條立法。如今他們提意見亦大同小異，仍想大力收窄立法的規管範圍，他們的絃外之音是希望完全不立法，只是不敢說出口而已。

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狀湯家驊講得很對，他在社交媒體上發帖提到，由2003年至今，無論國際環境還是香港局勢，都發生了重大轉變。由2017年開始美國為首的西方就開始抵制中國，而2019年本地亦有人嘗試以暴力甚至乞求外國軍事干預，想實現「港獨」，這些改變都是2003年時始料所不及。而美西方國家亦都因應國際環境，大幅增加了自己的國安立法。湯家驊認為，特區政府即使在2003年成功就23條立法，相信到今天，這條法例亦必須進行重大修訂，才能迎合今日國家安全的需要。

其實，看看美國最高法院一宗重要案件的判決，就知道現今即使在西方社會，保護國家安全及維護個人自由的天秤，是傾斜向哪一方。這個案件是「美國司法部長霍爾德對人道主義法律項目案」(Holder v. Humanitarian Law Project （2010）)。

美國有一個非政府組織叫做「人道主義法律項目」，這個組織在1985年成立，旨在推廣「以和平和人道手段解決國際衝突」，該組織有項目培訓土耳其的庫爾德工人黨，和斯里蘭卡的泰米爾猛虎解放組織，教他們學習如何透過和平的法律手段解決衝突，但項目被美國政府禁制，美國司法部引用《愛國者法》，禁止向外國恐怖組織提供實質援助。

官司一直打到美國最高法院，最後判美國司法部勝訴。美國最高法院判案時指出，美國眾議院訂立《愛國者法》的原意，是要阻止向恐怖組織提供援助，即使相關援助是資助這些組織進行和平談判，但這些援助在法律上仍然被定義為資助，而這些資助會將恐怖組織合理化，並且間接提供資源給他們進行恐怖活動。

這個個案亦是美國制定《憲法第一修正案》保障言論及政治自由之後，唯二的兩個成功通過法庭的嚴謹考核、仍然允許對政治行為作出限制的案例。另一個是Williams-Yulee v. Florida Bar。即使美國自稱是全世界最尊重新聞自由的國家，為了保護國家安全、控制恐怖主義，仍然限制政治自由。這個案例表明，如今西方的國家安全觀，已經清楚凌駕於一般的自由表述之上。本地政團就23條立法那種2003年式的表態，亦已經過時了。

盧永雄

在香港討論23條立法之時，生起所謂香港會成為「國際金融中心遺址」的爭議，還有大摩亞洲區前主席羅奇「香港已死論」。這是一場輿論戰，對手的打法比較隱蔽。

香港就基本法23條進行立法，既是香港的憲制責任，包括美西方在內，世界各地都會進行國安立法，要從原則上否定香港立法，很難站得住腳。現實上，香港的政治趨向穩定，想發動人直接攻擊23條立法亦有困難，所以對手就繞道經濟金融戰線進軍，而輿論攻勢亦是圍繞著「香港已死」的邏輯推進。

香港在疫後的確面臨一定的經濟困難，包括：一，美國暴力加息超過5厘，資金成本高企，經營困難。二，由於環球經濟放緩，國家經濟在疫後復甦亦比較緩慢，雖然去年中國經濟有5.2%增長已屬難能可貴，但難有更快速的增長。三，或許更加重要的是，美西方基於政治的考慮，大力在香港抽資，甚至警告基金不要投資香港上市的中國股票，他們直接出手打壓香港股市。

對手的玩法是顛倒因果關係，將香港面對的經濟困難和股市低迷，百分百歸咎於國安立法和相關執法。由此演化出一個簡單邏輯：「香港現在已經很穩定，就不要再搞那些國安東西了，只要不再追究犯罪者，和美國重建關係，香港什麼也會好起來。」

這種「回到過去」式的論調，聽起來十分吸引，因為香港人幾十年來都是活在一個中美關係友好的環境下，香港就是靠做中介賺錢。

這種「回到過去」的觀點，令人產生一種錯覺，以為只要不搞國安，就可以「舞照跳、股照炒」了。推動者不遺餘力大做宣傳，他們製造輿論的句式通常是「我不反對23條立法，但是….」背後的意見等於說23條立法趕走外商，不搞也罷。

其實這種邏輯不堪一擊，主要有幾個方面。

一，香港受壓正好是因為美國施壓。其實香港金融巿場面對的壓力正正是美國抽資的結果，在特朗普當總統的年代，已經明言要打跨香港股市，要港股交易地乾涸。這是一個陽謀，不是一個陰謀。

無論香港有沒有23條立法，無論香港告不告黎智英，世界的地緣政治局勢已發生巨變，美國已認定中國為主要對手，美國打壓香港的行為不會停止。

二，香港精英們要放棄幻想。無論商界人士也好，還是傳統精英也罷，都應該放棄幻想，不是因為阿爺對美國過度強硬，不是因為香港政府有應變反駁隊，美國才針對香港。去年11月，國家主席習近平應約和美國總統拜登會晤，一定程度上回應了美方的要求，包括重啟中美兩國的禁毒協作和恢復中美軍方高層對話，但不見美國有一毫子的讓步，取消對中國產品的附加關稅。美國的策略是好處盡要，打壓不停。

三，香港人要團結打好輿論仗。就我接觸中央官員所知，他們對香港的要求非常簡單，是希望香港團結起來，形成有力的隊伍對抗敵人，其中一個環節是打好輿論仗。中共認為槍桿子、筆桿子出政權，如今保江山，亦是要靠筆桿子，靠大家團結打仗。

這不單是要擊退敵人的輿論攻勢，亦是要保持著自己隊伍的信心。經濟周期有起落，捱過了低谷就會有美好的明天，但如果信了對方一套，自亂陣腳，在低谷自殘跳車，就永遠不會有明天了。

盧永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