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大國思維，有時十分嚇人。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早前發表的「餐桌論」，就是一例。
2月17日，在慕尼克安全會議期間開了一場小組討論會， 參加這場討論的除了布林肯之外， 還有德國外長貝爾伯克和印度外長蘇傑生。 主持人在現場提問布林肯，「美中緊張局勢正在導致更大的分裂， 並且美中兩國在爭奪盟友：誰是我們的盟友呢？我們在聯合國內部、 各個聯合國機構中，乃至全球範圍內都在注意這一點。 在你周遊世界的過程中， 你在多大程度上覺得自己在基本問題上受到了挑戰呢？」
布林肯先是回答，本屆美國政府從一開始就對其盟友、 夥伴關係和多邊體系進行了投資和再投資，他繼續說，「我們認為， 我們的比較優勢在於擁有強大的自願聯盟和自願夥伴關係網絡。 在國際體系中，如果你不坐在餐桌上，你就會出現在菜單上。因此， 重新進行多邊接觸對我們(拜登政府)來說非常重要， 我們已經這樣做了。」
布林肯這個「餐桌論」一出，立即引來全球南方國家震驚。 大家不是感受到被美國邀請坐上餐桌一起點菜的愉悅， 而是感受到不跟美國號令行事會被她放上菜單的恐懼。
有人話這種「餐桌論」只是一種傳統有關談判的比喻， 無須過分解讀。但更多人會覺得深受冒犯，感到被美國霸凌。
國際社會十分現實，但真是事事都要去到你死我活的地步嗎?
美國的確是這樣。 中美兩國元首去年11月三藩市峰會說好了要加強合作， 但在經貿和科技問題上，美國官員的確是怪話連篇。
如果說美國卡壓高算力芯片輸往中國關乎人工智能發展， 還能沾上一點美國國家安全的邊， 美國近日又在部署限制中國電動車入口， 就完完全全的是貿易保護主義了。 但美國官員還可以出來面不紅氣不喘地說也是關乎國家安全。
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近日受訪時說，「你們知道嗎？今天的電動車， 它已經不是一個汽車了，它實際上就是裝了四個輪子的手機， 它是非常先進的電子產品，它可以收集大量的資料….. 你們能想像嗎？ 有一天美國的大馬路上跑著300萬輛中國製造的電動車， 然後突然之間，中國政府一聲令下， 就可以把這300萬輛車同時讓它拋錨，讓它開不了。」 雷蒙多借此合理化對中國電動車入口管制。
按雷蒙多的邏輯，中國人用美國蘋果手機，用特斯拉汽車， 是不是也有很高風險呢?
外交部長王毅3月7日在全國人大期間的記會上回應了「餐桌論」， 直指「不能再允許少數大國壟斷國際事務， 不能再允許以所謂實力地位把國家分成三六九等， 不能再允許誰的拳頭大誰就說了算， 更不能允許有的國家必須在餐桌上、有的國家只能在菜單裡。 要確保國家不分大小、強弱，都能在多極化進程中平等參與， 享受權利，發揮作用。」
王毅直指去年11月兩國元首會晤後， 美方的對華錯誤認知仍在延續，美方所做的承諾並沒有真正兌現， 打壓中國的手段不斷花樣翻新，當地制裁清單在不斷延長， 欲加之罪已經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王毅接著提出4問，「 美國如果總是說一套做一套，大國的信譽何在？ 如果一聽到中國這兩個字就緊張焦慮，大國的自信何在？ 美國如果只要自己保持繁榮，不允許別國正當發展，國際公平何在？ 美國如果執意壟斷價值鏈的高端，只讓中國停留在低端， 公平競爭何在？」
王毅已說出問題的癥結。香港人也不要對港美關係存在幻想了， 幻想太多，說不好被人放上菜單而不自知呢。
盧永雄
香港23條立法進入快車道，法案提交立法會後， 估計會在四月中通過。部份人有一個疑惑， 香港究竟要發展經濟還是要維護國家安全呢？ 未來23條完成立法和黎智英案審結後，是不是不用再講國安呢？
按我的粗淺了解，有4個相關聯的角度，去思考這些問題。
第一，築牢國安屏障永遠重要。香港回歸20多年， 從2003年的大遊行、2014年的佔中， 到2019年的黑暴運動，社會快速政治化、激進化。 面對一國兩制這個大原則時，有意識地偏離主體設計，向兩制傾斜， 否定一國，這些思想最熾熱的時候，往往是香港最亂的時候。
我多次和內地官員接觸，他們講國安問題時都說， 維護國家安全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即使香港表面平靜下來， 但在中美博奕持續之下，香港仍然是美國攻擊中國的軟肋， 國安形勢仍然十分嚴峻，所以即使已築牢保護國安的法律防線， 即使已審訊香港的顛覆份子首惡，但仍應該抱有戒懼之心， 不應有一種幻想，希望對方會變得善良， 希望對方變得想中國好香港好。所以維護國家安全有根本的重要性， 是香港這幅圖畫的一種底色。
第二，發揮香港獨特的地位和作用。守護好一國，才可以講兩制。 講到兩制，香港的一制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有普通法制度， 在中國之內，只有香港和澳門有不同的制度， 香港能夠發揮的作用非常獨特，不可替代。 如何用好香港的獨特地位，既為國家貢獻， 亦可找到自己發展的空間。這個就是香港發展經濟要著力的地方， 一方面香港可以依靠國內的大人口、大市場找到生意， 旅遊和零售就是一個典型。另一方面，香港如何可以和大灣區融合， 借國家之力，用兩制之便，進一步拓展自己的生意， 又是另一個課題，例如人民幣的業務，例如香港作為國際融資中心， 又例如香港作為財富管理中心， 這些都是香港和內地有不同金融體系的獨特優勢。
第三，維護國安和發展經濟齊頭並進。 有人會認為維護國家安全講得太多，香港就很難搞經濟， 特別是外資就不敢來香港。這個其實是一個偽命題， 或是西方唱衰香港的宣傳技倆。現實是內地的國安法比香港更加嚴， 但很多外資金融機構，都活躍於內地市場，在中央步向金融開放， 特別是理財業務逐步放寬後，外資亦都磨拳擦掌， 希望分食內地理財業務的大餅。 那些在北京在上海留駐的國際金融機構， 又不見他們很怕內地的國安法？ 所以那些認為香港要集中力量搞經濟，說23條立法會令香港經濟「 無得搞」的說法，實在站不住腳。那些希望延緩立法的講法， 中央亦不會接受，中央對此沒有討價還的餘地。
內地領導慣於在矛盾中前進，有時政府對看似有矛盾的兩個目標， 都要同時達成，用內地的說話講，是用兩隻手去抓，兩隻手都要硬。 其中一個例子就是環保和發展經濟，表面上看似互相矛盾， 但是內地就逐步化危機為機遇。 例如本來內地預計到2030年才能達到碳達峰， 但現在估計最快在今年或明年就能提早達成碳達峰的要求， 經濟發展和保護環境兩不誤。
第四，香港要把握維護國安和發展經濟的辨證關係。 有商界人士抱有懷疑，認為香港現時的情況已穩定下來， 為何還要大力維護國安。我認為外部環境並不穩定， 美國搞中國的招數層出不窮，對手好像鴨子游水，上面不動， 但水下的腳卻不斷在動。香港對待國安問題就是要高度警惕， 如果23條立法之後，對方不來香港搞事， 相信無論是特區政府還是中央政府，都不會就國安問題大做文章。 但如果對方一動手，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要反制，亦絕不手軟。 把握好兩者的微妙關係，用兩隻手去抓，都抓得硬， 就是香港未來成功的關鍵。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