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23條立法進入直路，美國媒體炮轟香港立法的火力加強，其中一間是美國《華盛頓郵報》。
《華郵》發表社論，題為《香港以新安全法加大鎮壓力度》。社論指《蘋果日報》發表社論支持美國制裁香港官員，是「黎智英行使創始人和老闆（owner）的權利」，這「似乎是正常的編輯決定或媒體老闆的特權」。《華郵》以此要求釋放黎智英。
這些美西媒體的思路，在4個前美國駐港總領事發表的聲明已表露無遺，4人的聲明指黎智英是一個香港著名「新聞工作者」（journalist)，「因從事正常新聞工作而受到審判，這玷污了香港曾經享有的聲譽和輝煌。」
如果不明白西方新聞學的原理，看到這些似是而非的觀點，似覺有理。但是如果明白西方新聞學的原理，就會為美國政客和媒體的雙重標準，感到震驚。
按美西方新聞學的理念，傳媒有「編輯自主權」，不單政府不能指揮傳媒工作，即使傳媒自身的老闆，亦不能夠指令傳媒，特別是不能夠把自己的政治觀點，強加於編輯部身上。在黎智英案審訊期間，無論社長張劍虹、副社長陳沛敏或是主筆楊清奇披露出來壹傳媒的運作方式，都是黎智英說了算，根本不容許編輯有異議。當中陳沛敏被辯方大狀問及《蘋果日報》有沒有編輯自主時，她的回答最經典，笑言：「如果黎生無出聲嘅時候都係有嘅。」《蘋果日報》全無編輯自主可言。
《華郵》將整件事說成為「黎智英行使創始人和老闆的權利」。其他媒體講這些說話沒有那麼諷刺，但《華郵》講這種話特別諷刺。建議《華郵》的編輯們翻看自己報紙的歷史，看看什麼叫做編輯自主。
上世紀70年代初，正值美國參與越戰後期，國內反戰情緒開始升溫，美國媒體兩大爆料事件：五角大樓文件事件和其後的水門事件，最終將總統尼克遜趕下台，《華盛頓郵報》就是主角。當時的女老闆格雷姆，本來並不是報館主事人，他父親準備退休時並沒有讓她接班，只是把報社指揮權交給她的丈夫菲利普，但菲利普在1963年自殺身亡，從小在舒適環境長大的格雷姆，不得不挑起執掌《華郵》的重擔，到1969年出任公司的出版人。
五角大樓文件事件是格雷姆職業生涯中最困難的一次抉擇，甚至比之後刊登水門醜聞的抉擇更加困難。當時《華郵》和《紐約時報》鬥得厲害，《華郵》主編布拉德利作風進取，《紐約時報》率先刊登部分五角大樓的文件，這批國防部的絕密檔案表明，美國政府在越戰初期就採取矇蔽、欺騙公眾的行徑，以獲取人們對越戰的支持。《紐時》報道這個獨家新聞，令《華郵》主編布拉德利十分妒忌。後來《紐時》被法院要求停止繼續出版關於越戰文件內容時，布拉德利看到出頭的機會來了，他找到文件，想叫老闆格雷姆同意發布報道，但當時報社的律師認為發布文件一定會激怒政府，會惹上官非，主編布拉德利仍想逼迫老闆格雷姆同意他刊登文件。布拉德利和編輯們故意在吃飯時間，打電話給老闆格雷姆，製造一個緊急的場景，令格雷姆只有一分鐘的時間做決定，格雷姆最後決定發布。她事後回憶，在那個環境下，被編輯逼迫在極短時間內要作出決定，讓她感到十分害怕。
由於刊登五角大樓文件可能會被起訴，最懷情況報館可能倒閉，所以編輯都同意要由老闆作出決定，但也只叫老闆做一個yes或no的決定，不容老闆具體干預。《華郵》老闆高度尊重編輯自主權，去到可能導致公司倒閉的重大時刻，都只能有短短一分鐘的時間作決定，這才真正是「編輯自主」。
美國傳媒人恨極老闆們瞎指揮，所以傳媒大亨梅鐸2007年收購《華爾街日報》時，美國傳媒人才有那麼大的反響。
《華郵》今天還可以面不紅氣不喘地將一個粗暴地干預傳媒運作的老闆，說成為一個尊重編輯自主的傳媒老闆。我完全看不到，《華郵》老闆可以強逼主編寫一個社論，去支持中國制裁美國。美國大報將新聞原則扭曲如斯，已到了令人發笑的地步。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