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局勢急劇變化，有兩件事情值得關注。
第一，伊朗總統萊希和外長阿卜杜拉希揚乘坐的直升機墜毀，兩人身亡。在中東局勢如此緊張的情況下，伊朗總統墜機，雖然大霧天氣條件很差，雖然是很老舊的機型，很像是一場單純的意外，但放到中東的局勢中，人為襲擊的陰謀論揮之不去。
自從去年十月巴以衝突爆發以來，伊朗已經連番遇襲。今年1月3日，伊朗舉行已故伊朗革命衛隊指揮官蘇萊曼尼離世4周年紀念儀式(蘇萊曼尼亦是被美軍死神無人機發射導彈襲擊死亡)，發生了兩次爆炸事件，造成84人死亡、多人受傷，是伊朗現任政府自1979年上台以來境內最血腥的恐怖襲擊，事後激進組織伊斯蘭國承認責任 。
到今年4月1日，伊朗駐敘利亞大使館附屬的建築物遭以色列轟炸，造成16人死亡，包括伊朗革命衛隊聖城旅駐當地指揮官札赫迪和另外7名軍官，這次襲擊令以伊關係更加緊張，伊朗後來用導彈和無人機向以色列發動襲擊報復。
到今次伊朗總統萊希墜機身亡，令人懷疑為什麼不幸事件總是纒繞著伊朗身上。
在巴以衝突當中，伊朗被指和多個周邊地區的激進反以色列武裝組織有聯繫，包括也門的胡塞武裝組織和黎巴嫩的真主黨，另外伊朗亦都被指支持哈馬斯。這些激進組織在對抗以色列上，目標高度一致。在巴以衝突爆發之後，真主黨就在邊境地區和以軍爆發連番衝突，而胡塞武裝就以導彈和無人機襲擊紅海的美以商船。
今次伊朗總統和外長墜機身亡，總統萊希被視為伊朗最高精神領袖哈梅內伊的接班人，如今領袖接班被打斷，士氣受到衝擊，對伊朗是重大打擊，亦是伊朗敵人的重大勝利。
第二，美國和沙特的廣泛安全協議進入「半定稿」狀態。就在伊朗總統墜機身亡差不多同一時間，沙特阿拉伯通訊社指，沙特王儲薩勒曼5月19日在沙特東部城市宰赫蘭與美國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會面，討論美沙廣泛安全協議。這個協議被視為美國推動以色列與沙特關係正常化的重要一環。沙利文隨後訪問以色列，與以國總理內塔尼亞胡會面，向以色列通報美國和沙特會談的最新情況。
拜登政府一直尋求和沙特達成協議，通過向沙特提供安全保障，甚至允許沙特獲取先前禁售的先進美國武器，換取沙特正式承認以色列國地位。這次美國還希望在巴勒斯坦問題上，找到一條可信的道路，包括「符合巴勒斯坦人民願望和合法權利的兩國解決方案」。美國一直想推動沙特和以色列關係正常化，甚至兩國正式建交，以抗衡中國在中東地區的影響。中國去年3月推動了沙特和伊朗和解，被認為是中東地區國家關係的一個重大突破。所以美國一直想做一場好戲，抗衡中國在區內的影響力。
不過，外界對今次的美國和沙特達成的「半協議」仍抱保留態度，因為如果要沙特和以色列建交的前提，是要以色列停火並接納兩國方案，讓巴勒斯坦建國，外界一直認為以色列不會讓步，所以這個「半協議」亦有點兒是「半桶水」，一定程度上是美國和沙特加強關係，但未必能夠推動在加沙地區的停火。
但無論如何，美國一方面在推動以色列和沙特和解取得一定進展，另一方面最不想看到這個局面的伊朗總統墜機身亡，情況巧合得有點令人吃驚。
無論如何，中東地區的局面變化超乎人們的想像，當中涉及的陰謀詭計，更加超出人們可以預估的範圍。
盧永雄
過去幾年香港有很多人移民。一般移民朋友，如果要在當地找工作，十個有九都不能做回原來的工種，過程有些淒苦。最近看到一個研究，收集了客觀數據，證實了這個感覺。
中大亞太研究所研究員潘樂輝及中大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助理所長潘學智指導學生，做了一個移英港人的研究，他們在《明報》撰文，講述研究結果。研究在去年7月至12月進行，以網上問卷加當地實體推廣方式形式進行，得到1237名移英港人回應，主要有幾方面的結果。
第一，收入下降。這些移英港人離港前的家庭每月平均收入達到4.65萬港元，較香港收入中位數3萬港元高出不少，但移英之後每月平均收入下跌至3.3萬港元，驟跌29%，英國全國月入中位數約為2.67萬港元，雖然他們的平均仍較英國人平均收入為高，但仍然是由高收入類別，跌至中等收入水平。
研究指收入劇減有各種原因，例如在當地不能聘請外傭，夫婦其中一人要放棄工作，留守家中，或者只是做一些兼職工作，工作種類和行業劇變。考慮到英國的高稅收和外出消費物價亦高的情況，移英港人生活變得刻苦。
第二，職業錯配，白領變藍領。長年研究社會流動的Harry Ganzeboom等學者，建立了「國際職業社會經濟指數」(ISEI)，量化評估各個工種的專業性以作比較，將不同行業變成0至100的指數分析，例如專業性較高的經理為65分，專業性較低的勞動工人為24分。根據上述問卷數據，移英港人由原來在港時的「國際職業社會經濟指數」得分41.2，赴英之後下跌至24.2。
這種由高轉低代表多重意義，首先，移英港人由過去主要從事文職或專業工作，變成勞動工人，反映職業錯配問題，其專業技能在英國無法覓得相關工作。其次，每個工種有其社會身份和價值觀，由專業工作轉做勞動工人，轉職者要接受自己「半途出家」的感覺，家人亦要調整收入和生活開支的變化，個人難以適應，嚴重者可能會產生抑鬱情緒。
這個職業降級的情況，我直接或間接都有接觸到很多例子。其中一個朋友在香港是一間中型廣告公司的負責人，移居外地之後「馬死落地行」，要去傳媒的廣告部做最低級的送稿員。亦都有朋友的朋友，本來兩夫婦在香港是中產，移英之後一個變成倉務員，要早上四點上班，因為這些「豬頭骨」的上班時間，當地人不願做，他才能找到這工作，而伴侶就揸Uber，這亦是在英國最容易找到的其中一種工作，但收入當然不很理想。
文章作者潘樂輝亦提到一位與他一同攻讀博士的學友，移英之後放棄講師的工作，在當地超市擔任倉務員。這其實和上世紀70年代大量大陸新移民湧到香港的情況相類似，他們在內地可能是大學教授、醫生、工程師，但到香港後學歷不被承認，只能做看更或地盤工人。我都認識過一些內地朋友，初來港時感覺良好，因為香港物質條件豐富，但之後就為柴米油鹽奔波，嗟嘆生活艱難。
第三，移英的原因。中大的學者未有提到受訪者移居的原因。就經驗所得，移英者主要分成兩大類。第一，比較多的是政治原因而移居；第二是因為英國有「5+1」的居英權移居計劃，移民變得很容易，少部分人是抱著「唔好執輸」的心態，亦都覺得子女可以在當地受更好的教育，過去送子女赴英讀書，一年都要花50萬元，如今移居當地，子女在英國讀書交本地學費好著數。
政治原因各個人感受不同，但如果只為子女教育，移英並不是一個很好的選擇。看看今年DSE中學文憑試放榜，符合大學入學最低要求的學生有1.7萬人，聯招學額有1.3萬個，平均1.4人爭一個學位，入大學比率極高，而符合入大學基本要求亦不困難，即使個別因為中文科不合格，但如果其他成績標青，大學都會破格收錄。所以除非你是到英國可以讀到牛津、劍橋等名牌大學，否則只在普通大學讀一個普通學系，留在香港升學，其實機會挺多。
中大學者的調查亦顯示，移居者留英的意向。在調查中，有53%的受訪者堅持認為不會回港，24.9%不確定回不回港，21.1%打算回港。這亦顯示有相當數量的移英港人有回流的打算。
移民是個人選擇，但是移居外地就要準備身份降級，由白領變藍領。記得許冠傑有一首歌《同舟共濟》其中一句歌詞相當深入民心：「移民外國做遞菜斟茶」，由此可見移居外地，的確不容易。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