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在獄中服刑的前支聯會主席鄒幸彤又涉嫌觸犯另一宗案件，被警方拘捕。
警方調查顯示，一名正在還押中的女子(即鄒幸彤)，透過另外5名被捕人，由今年4月份開始，以匿名方式在一個社交平台專頁，利用某個將至的敏感日子，持續發佈具煽動意圖的貼文，挑起市民對中央政府、特區政府及司法機構的憎恨，及意圖煽動網民在較後期間組織或參與非法活動。
據悉，在獄中的鄒幸彤是透過她的母親鄒劉華珍及前支聯會常委劉家儀、關振邦等人，在社交平台煽動網民參與六四有關的非法活動。
第一，煽動罪早已有之。涉案者觸犯的煽動罪，在香港司法制度中歷史悠久，早在1938年就有單列的《煽動條例》，後來政府在1971年將它綜合至《刑事罪行條例》第9條和第10條。今年特區政府就基本法第23條立法，就將煽動罪併入《維護國家安全條例》之中。雖然罪名早已存在，但原來最高刑罰是監禁3年，《維安條例》就將最高刑罰提高到7年。另外，由於併入國安法體系內，處理煽動罪亦都要跟從《港區國安法》相關的刑事程序。
第二，煽動行為影響深遠。在2019年之前，特區政府極少引用煽動罪去起訴，但在2019年發生的事情，就讓大家知道播散謠言作出煽動造成遺害極大。當日有人散佈香港警察在新屋嶺扣留中心強姦犯人，亦有人流傳太子站有6個人被警察打死，屍體被運走。大量假消息散佈，唆擺民眾上街，演變成嚴重暴動，令香港差點成為顏色革命的犧牲品。千里之堤，潰於蟻穴，一個蟻巢就可以令整條巨大的堤壩倒塌。政府汲取教訓，隨後對煽動行為嚴肅處理，開始就煽動罪提控。
第三，過去不告今天可告。有人說，回歸多年香港都有舉辦六四的悼念活動，那些活動即使挑戰中央，甚至呼籲顛覆中央的制度，但過去未有執法，為何現在就不能繼續搞？從法律角度，這種辯解完全站不住腳。一條街長期有很多車違泊，過去並無抄牌，到今天因為違泊的車輛太多，造成交通事故，警方嚴厲執法，一見到有違例泊車就抄牌。你不能說，過去沒有抄牌，如今就不能抄我牌。
過去中央對香港的激進反對活動「隻眼開隻眼閉」，但從2014年的佔中，到2019年的全面暴動，挑戰中央的程度越演越烈，像戴耀廷之流，公然搞攬炒十步曲，要攬炒中央跳落懸崖，明顯是要顛覆特區甚至中央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如今戴耀廷已承認觸犯了《港區國安法》顛覆國家政權罪。中央見到這些顛覆行為，試問又如何能再容忍呢？是誰把派對搞壞呢？
第四，普通人不受影響。保安局局長鄧炳強重申，客觀批評政府並無問題，《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生效後至今，對各項自由都無影響。有關條例只是針對少部分想危害國家安全的人，涉案者是以匿名方式在一個社交平台專頁，利用某個將至的敏感日子，持續發布具煽動意圖的帖文。他亦指，市民不會因為提及敏感日子而違法，重點是那些人根據這些課題挑起市民對中央政府的憎恨，煽動市民作出危害國安行為，便是違法。
如果回歸的頭23年，香港是傾向全面寬鬆，寬鬆到一個置國家安全於不顧的地步。自2020年訂立《港區國安法》後 ，香港就要重新作出一個平衡，對維護言論自由和國家安全兩個目標，都要兼顧。
盧永雄
過去幾年香港有很多人移民。一般移民朋友，如果要在當地找工作，十個有九都不能做回原來的工種，過程有些淒苦。最近看到一個研究，收集了客觀數據，證實了這個感覺。
中大亞太研究所研究員潘樂輝及中大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助理所長潘學智指導學生，做了一個移英港人的研究，他們在《明報》撰文，講述研究結果。研究在去年7月至12月進行，以網上問卷加當地實體推廣方式形式進行，得到1237名移英港人回應，主要有幾方面的結果。
第一，收入下降。這些移英港人離港前的家庭每月平均收入達到4.65萬港元，較香港收入中位數3萬港元高出不少，但移英之後每月平均收入下跌至3.3萬港元，驟跌29%，英國全國月入中位數約為2.67萬港元，雖然他們的平均仍較英國人平均收入為高，但仍然是由高收入類別，跌至中等收入水平。
研究指收入劇減有各種原因，例如在當地不能聘請外傭，夫婦其中一人要放棄工作，留守家中，或者只是做一些兼職工作，工作種類和行業劇變。考慮到英國的高稅收和外出消費物價亦高的情況，移英港人生活變得刻苦。
第二，職業錯配，白領變藍領。長年研究社會流動的Harry Ganzeboom等學者，建立了「國際職業社會經濟指數」(ISEI)，量化評估各個工種的專業性以作比較，將不同行業變成0至100的指數分析，例如專業性較高的經理為65分，專業性較低的勞動工人為24分。根據上述問卷數據，移英港人由原來在港時的「國際職業社會經濟指數」得分41.2，赴英之後下跌至24.2。
這種由高轉低代表多重意義，首先，移英港人由過去主要從事文職或專業工作，變成勞動工人，反映職業錯配問題，其專業技能在英國無法覓得相關工作。其次，每個工種有其社會身份和價值觀，由專業工作轉做勞動工人，轉職者要接受自己「半途出家」的感覺，家人亦要調整收入和生活開支的變化，個人難以適應，嚴重者可能會產生抑鬱情緒。
這個職業降級的情況，我直接或間接都有接觸到很多例子。其中一個朋友在香港是一間中型廣告公司的負責人，移居外地之後「馬死落地行」，要去傳媒的廣告部做最低級的送稿員。亦都有朋友的朋友，本來兩夫婦在香港是中產，移英之後一個變成倉務員，要早上四點上班，因為這些「豬頭骨」的上班時間，當地人不願做，他才能找到這工作，而伴侶就揸Uber，這亦是在英國最容易找到的其中一種工作，但收入當然不很理想。
文章作者潘樂輝亦提到一位與他一同攻讀博士的學友，移英之後放棄講師的工作，在當地超市擔任倉務員。這其實和上世紀70年代大量大陸新移民湧到香港的情況相類似，他們在內地可能是大學教授、醫生、工程師，但到香港後學歷不被承認，只能做看更或地盤工人。我都認識過一些內地朋友，初來港時感覺良好，因為香港物質條件豐富，但之後就為柴米油鹽奔波，嗟嘆生活艱難。
第三，移英的原因。中大的學者未有提到受訪者移居的原因。就經驗所得，移英者主要分成兩大類。第一，比較多的是政治原因而移居；第二是因為英國有「5+1」的居英權移居計劃，移民變得很容易，少部分人是抱著「唔好執輸」的心態，亦都覺得子女可以在當地受更好的教育，過去送子女赴英讀書，一年都要花50萬元，如今移居當地，子女在英國讀書交本地學費好著數。
政治原因各個人感受不同，但如果只為子女教育，移英並不是一個很好的選擇。看看今年DSE中學文憑試放榜，符合大學入學最低要求的學生有1.7萬人，聯招學額有1.3萬個，平均1.4人爭一個學位，入大學比率極高，而符合入大學基本要求亦不困難，即使個別因為中文科不合格，但如果其他成績標青，大學都會破格收錄。所以除非你是到英國可以讀到牛津、劍橋等名牌大學，否則只在普通大學讀一個普通學系，留在香港升學，其實機會挺多。
中大學者的調查亦顯示，移居者留英的意向。在調查中，有53%的受訪者堅持認為不會回港，24.9%不確定回不回港，21.1%打算回港。這亦顯示有相當數量的移英港人有回流的打算。
移民是個人選擇，但是移居外地就要準備身份降級，由白領變藍領。記得許冠傑有一首歌《同舟共濟》其中一句歌詞相當深入民心：「移民外國做遞菜斟茶」，由此可見移居外地，的確不容易。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