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1日剛過，5年之前，暴動者聲稱警察8.31在太子站內打死6個人，事後證實是完全捏造，包括其中一個被聲稱打死的「死者」早已流亡英國，現身倫敦，但反對者仍然不斷重複這個假消息。
到了今年8.31，只見本地的媒體，無論是傳統媒體還是網媒、社媒，都不再重複「8.31打死人」這個謊言，只有美國政府屬下的自由亞洲電台報道倫敦800個港人在街頭示威，仍然在聲稱示威者指「721唔見人、831打死人」，仍引述那些人表示期望「8.31的真相有一天能浮出水面」。
這個故事教訓大家，的確需要有國安法，亦需要真正作出法律制裁，否則一些毫無根據的謊話，都可以不斷傳播，毒害人心，左右政局。
在制訂《港區國安法》和《維安條例》的時候，不少人聲稱法律的界線不清，其實傳播者自己的界線相當清楚。在沒有法律的時候，可以胡亂地說一些明知毫無根據的指控，到有法律之後，就會自覺收斂。
同樣道理，在剛結束的《立場新聞》案之中，主事者其實清楚知道他們發佈的內容，是可能觸犯《港區國安法》或是煽動罪。正如控方指出，《立場新聞》主腦蓄意作出規避執法的行動，包括第一，在2020年9月將立場新聞的伺服器搬離香港，；第二，在2021年2月設立英國分社，其後匯款1200萬港元作為其營運資金；第三，在2021年6月27日發布下架文章的公告。所以是否煽動，相關人等心中早有標準。
無論如何，《立場新聞》案在法律上確立了一個重要的觀點，是如何判斷煽動罪的犯罪意圖。煽動罪定罪要證實涉案者有發布煽動性的文章的犯罪行為，並有相關的犯罪意圖，這種犯罪意圖在程度上有3個可能性。第一，最高要求為發布者須蓄意煽動 (specific seditious intent)；第二，發布者須對文章可以觸發的自然煽動後果有所預計 (foresee seditious effect as a natural consequence)，知悉有關風險而不顧，不合理地犯險 (即罔顧煽動後果)。第三，亦即最低要求，發布者至少須對文章內容具煽動意圖知情 (knowledge of the content’s seditious intention)。
主審法官郭偉健曾在2022年的黎雯齡 (Lai Man-ling)案(即羊村守衛者案)中裁決，發布煽動性刊物者須蓄意煽動，即上述的最高要求。在《立場新聞》案庭審的時候，控方認為3個可能性中至少證明發布者對煽動內容知情(即上述第三的最低要求)，不需證明發布者蓄意煽動或罔顧煽動後果。而辯方就認為，發布者需蓄意煽動，才具有犯罪意圖。
不過在郭官判決黎雯齡案之後，出現上訴案新案例。上訴庭2024年在譚得志案(Tam Tak Chi)中清楚說明，「言詞很多時可以引發行動，而煽動性言詞可以導致煽動行為或活動，危害國家安全、公共秩序或安全。因此，在訂立罪行懲罰散播煽動性言詞的行為時，其目的是在於避免這種潛在的不良後果，這對維護國家安全至關重要」。因此郭官認為，煽動罪是針對罪行結果而訂立的罪名。
郭官亦都同意他早前在黎雯齡案的裁決，即發布者須要蓄意煽動方可罪成，不能有效維護國家安全。因為即使發布者罔顧煽動後果，只要並非蓄意煽動，罪名便不成立，有違相關罪名的預防性質。
郭官認為，煽動罪是特定意圖的罪行，而特定意圖指發布者在發布煽動刊物時蓄意煽動、或罔顧煽動後果而明知犯險，他便需要承擔罪責。這準則既可有效維護國家安全，亦同時可適當保障言論及出版自由等基本權利。
郭官是地院法官，在上訴庭有新的判決之後，跟從上訴庭的指引作出裁決，是合理的行為。郭官的裁決亦釐清了煽動罪毋須證明發布者畜意煽動，只需要罔顧煽動後果即可。但這亦不是只是單單對文章知情就足夠入罪，還要證實發布者對文章觸發的自然煽動後果有所預計，知悉風險而不顧。至於如何判定就要視乎實際的場景和發布者的行為。
無論如何，透過《立場新聞》案的判決，進一步確立了「煽動意圖」的法律要求。此法律要求亦不是一般新聞機構正常合理地採訪新聞，就很易踩界。以其中一篇被判定煽動的《立場新聞》博客文章為例，作者是流亡人士羅冠聰，文章標題是「在國安法下的新常態，我們應如何反抗和思考」。郭官在判詞指文章抹黑《港區國安法》為打壓思想及言論自由的工具，文章提到「（港區國安法）更是讓與當權者合流的親建制人士擁有濫用法律的話語，在各個體制中去進行思想以及言論壓制」，屬顛倒是非黑白。文章更指導讀者低調以「非政治」組織聯絡、隱藏及蔓延開去，目的顯然是煽動香港市民做好準備隨時再行動，削弱中央管治以及擴闊對抗戰線。
試問媒體明知對方是一個流亡者，任由他單方面大量發布針對政府的言論，宣揚抗爭策略，媒體怎能說自己不知道有煽動的危險呢？說發布這文章「罔顧煽動後果」，傳媒也不難判斷吧？
可以說《立場新聞》案的判決，會令煽動罪更加清楚，讓傳媒有法可依。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