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有首老歌，叫「難為正邪定分界」。當中有兩句，先由人類唱：「努力興建」。再由魔鬼唱：「盡情破壞」。這正正是如今加沙地區的寫照。
美國是以色列最大武器來源國。今年6月，路透社引述2位美國官員話，自去年10月7日以色列與哈馬斯衝突以來，美國已向以色列運送至少1.4萬枚2000磅的MK-84炸彈、6500枚500磅炸彈、3000枚「地獄火」空對地飛彈、1000枚「碉堡剋星」鑽地彈、2600枚小直徑炸彈和其他大批彈藥。
以色列去年10月與哈馬斯衝突以來，密集地用這些美國武器轟炸加沙地區。長達10個多月的加沙衝突，造成4萬多平民死亡，其中大量為婦女和兒童，造成前所未有的人道災難。令人不禁去問，沒有這些美國武器，這場仗可以拖延這麼久嗎？
在美制炸彈盡情破壞之時，中國卻在努力建設。
內地《觀察者網》好評欄目的文章，記錄了中國太陽能產品，雖然屢遭西方攻擊，卻成為照進加沙這個人間地獄的光。
當西方輿論一味熱衷於炒作中國光伏產能過剩之時，這些美國口中中國生產過剩的光伏電池板，在加沙民眾苦難生活中，發揮了特殊作用。在以色列軍隊圍困的加沙難民營裏，這是最重要的生存物資。
艾荷利(Hanin A. Elholy)是一位加沙作家，今年5月12日，他的房屋被以軍摧毀，此後只能住在難民營的帳篷裡。他說，「我們用來衡量生活水準的指標，變成了誰的帳篷更大，誰有太陽能電池。」
在孤城加沙，新鮮的食物和清潔的井水，都需要電力來維持。及時給手機充電，同樣關乎生死——人們需要時時關注資訊，以避開以軍導彈進攻。
加沙供電系統大多被切斷，特別在難民營內，電力主要來自中國的光伏電池板，名副其實地成了加沙人在戰亂中的生命之光。
即使在開戰前圍城下的加沙，太陽能板已是救命工具。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CSIS) 借助2022年5月的衛星圖像分析稱，加沙市一平方英哩的樣本區域中至少有655個屋頂光伏系統，可能是全世界家用光伏安裝密度最高的地方之一。而截止到2023年，加沙地帶總共可能有超過1.2萬套屋頂光伏系統，光伏可能提供了加沙總電力的25%。即使在全面開戰前，整個地區都被以色列圍困，巴勒斯坦的電力同樣掌握在以色列人手中，主要電力由以色列境內的發電廠提供，當雙方一發生衝突時，以色列常以斷電來懲罰巴勒斯坦人。到了開戰之後，加沙全面缺電，光伏電池更是關乎生死的必須品。
過去光伏發電成本高昂，它註定只是發達國家才能擁有的奢侈品。但十多年間，全球光伏電池成本下降了90%，中國成為光伏產品降本的來源。中國一靠技術突破，二靠規模效應，把光伏電池造成白菜價。如今，中國在光伏產業鏈的每個環節上，產能都佔據全球80%以上，個別環節甚至超過97%。雖然安裝一套最便宜版本的光伏發電裝置的初始成本仍要1000美元，等如加沙人3個月的工資，但這個價錢他們總算用得起了。
性價比極高的中國大型光伏產品，亦被廣泛應用於巴勒斯坦政府和國際公益機構的電力專案中。早在2020年，中國政府資助了加沙地帶Al-Durra兒童醫院的光伏項目，裝機容量30千瓦，能夠承擔醫院60%的電力需求。在戰時太陽能光伏發電，更是維持醫院服務的生命線。
看完《觀察者網》講到加沙的故事，為巴勒斯坦人民的苦難，感到十分傷感；也為中國提供大量價廉物美的太陽能產品，拯救了當地不少生命，為國家對人道事業的貢獻，感到無比自豪。
美國還要發動自己盟友大加中國新能源產品關稅，想遏抑中國相關產業，這對人類發展有好處嗎？不少中學生要做畢業研究，中國價廉物美的新產品如何造福於人類，特別是減緩氣候變化，是很好的研究課題。
美國在破壞，中國在建設，誰為正邪定分界？
盧永雄
8月31日剛過，5年之前，暴動者聲稱警察8.31在太子站內打死6個人，事後證實是完全捏造，包括其中一個被聲稱打死的「死者」早已流亡英國，現身倫敦，但反對者仍然不斷重複這個假消息。
到了今年8.31，只見本地的媒體，無論是傳統媒體還是網媒、社媒，都不再重複「8.31打死人」這個謊言，只有美國政府屬下的自由亞洲電台報道倫敦800個港人在街頭示威，仍然在聲稱示威者指「721唔見人、831打死人」，仍引述那些人表示期望「8.31的真相有一天能浮出水面」。
這個故事教訓大家，的確需要有國安法，亦需要真正作出法律制裁，否則一些毫無根據的謊話，都可以不斷傳播，毒害人心，左右政局。
在制訂《港區國安法》和《維安條例》的時候，不少人聲稱法律的界線不清，其實傳播者自己的界線相當清楚。在沒有法律的時候，可以胡亂地說一些明知毫無根據的指控，到有法律之後，就會自覺收斂。
同樣道理，在剛結束的《立場新聞》案之中，主事者其實清楚知道他們發佈的內容，是可能觸犯《港區國安法》或是煽動罪。正如控方指出，《立場新聞》主腦蓄意作出規避執法的行動，包括第一，在2020年9月將立場新聞的伺服器搬離香港，；第二，在2021年2月設立英國分社，其後匯款1200萬港元作為其營運資金；第三，在2021年6月27日發布下架文章的公告。所以是否煽動，相關人等心中早有標準。
無論如何，《立場新聞》案在法律上確立了一個重要的觀點，是如何判斷煽動罪的犯罪意圖。煽動罪定罪要證實涉案者有發布煽動性的文章的犯罪行為，並有相關的犯罪意圖，這種犯罪意圖在程度上有3個可能性。第一，最高要求為發布者須蓄意煽動 (specific seditious intent)；第二，發布者須對文章可以觸發的自然煽動後果有所預計 (foresee seditious effect as a natural consequence)，知悉有關風險而不顧，不合理地犯險 (即罔顧煽動後果)。第三，亦即最低要求，發布者至少須對文章內容具煽動意圖知情 (knowledge of the content’s seditious intention)。
主審法官郭偉健曾在2022年的黎雯齡 (Lai Man-ling)案(即羊村守衛者案)中裁決，發布煽動性刊物者須蓄意煽動，即上述的最高要求。在《立場新聞》案庭審的時候，控方認為3個可能性中至少證明發布者對煽動內容知情(即上述第三的最低要求)，不需證明發布者蓄意煽動或罔顧煽動後果。而辯方就認為，發布者需蓄意煽動，才具有犯罪意圖。
不過在郭官判決黎雯齡案之後，出現上訴案新案例。上訴庭2024年在譚得志案(Tam Tak Chi)中清楚說明，「言詞很多時可以引發行動，而煽動性言詞可以導致煽動行為或活動，危害國家安全、公共秩序或安全。因此，在訂立罪行懲罰散播煽動性言詞的行為時，其目的是在於避免這種潛在的不良後果，這對維護國家安全至關重要」。因此郭官認為，煽動罪是針對罪行結果而訂立的罪名。
郭官亦都同意他早前在黎雯齡案的裁決，即發布者須要蓄意煽動方可罪成，不能有效維護國家安全。因為即使發布者罔顧煽動後果，只要並非蓄意煽動，罪名便不成立，有違相關罪名的預防性質。
郭官認為，煽動罪是特定意圖的罪行，而特定意圖指發布者在發布煽動刊物時蓄意煽動、或罔顧煽動後果而明知犯險，他便需要承擔罪責。這準則既可有效維護國家安全，亦同時可適當保障言論及出版自由等基本權利。
郭官是地院法官，在上訴庭有新的判決之後，跟從上訴庭的指引作出裁決，是合理的行為。郭官的裁決亦釐清了煽動罪毋須證明發布者畜意煽動，只需要罔顧煽動後果即可。但這亦不是只是單單對文章知情就足夠入罪，還要證實發布者對文章觸發的自然煽動後果有所預計，知悉風險而不顧。至於如何判定就要視乎實際的場景和發布者的行為。
無論如何，透過《立場新聞》案的判決，進一步確立了「煽動意圖」的法律要求。此法律要求亦不是一般新聞機構正常合理地採訪新聞，就很易踩界。以其中一篇被判定煽動的《立場新聞》博客文章為例，作者是流亡人士羅冠聰，文章標題是「在國安法下的新常態，我們應如何反抗和思考」。郭官在判詞指文章抹黑《港區國安法》為打壓思想及言論自由的工具，文章提到「（港區國安法）更是讓與當權者合流的親建制人士擁有濫用法律的話語，在各個體制中去進行思想以及言論壓制」，屬顛倒是非黑白。文章更指導讀者低調以「非政治」組織聯絡、隱藏及蔓延開去，目的顯然是煽動香港市民做好準備隨時再行動，削弱中央管治以及擴闊對抗戰線。
試問媒體明知對方是一個流亡者，任由他單方面大量發布針對政府的言論，宣揚抗爭策略，媒體怎能說自己不知道有煽動的危險呢？說發布這文章「罔顧煽動後果」，傳媒也不難判斷吧？
可以說《立場新聞》案的判決，會令煽動罪更加清楚，讓傳媒有法可依。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