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年前,新冠疫情在葵涌邨逸葵樓爆發的情景,令人看到香港的社區是何等脆弱。
在當年1月21日,有10宗新冠個案在逸葵樓爆發 ,政府決定由當晚六時起,緊急要求逸葵樓圍封檢測五日,全部2700名居民須要留在家中,但是香港並無社區應急機制,政府亦沒有能力去幾小時內組織人去派飯,結果邨內居民只能自己解決飲食問題,導致怨聲載道。事件令人關注香港這樣一個國際大都會,卻欠缺社區互助機制,在緊急狀況下回應乏力,加上香港人口逐漸老化,問題會越趨嚴重。
關愛隊的概念應運而生。自2023年第三季開始啟動,在18個區組織了452愛隊,一年多以來合共探訪了34萬個長者戶及其他有需要的住戶,提供約3.6萬次簡單家居或其他各種支援。
不過,社會上仍然有一些對關愛隊的批評,甚至有傳媒去挖關愛隊瘡疤,認為他們浪費公帑,「冇事搵事做」。世界不是完美的,你要在雞蛋裏挑骨頭,總能挑幾條出來。但一件事應不應該做,應該從多方面綜合考慮。
第一,社區需要應急機制。關愛隊作為一個應急機制,出現危難時可以動員起來提供緊急服務,在平日地區遇有意外狀況,例如停電,以前並無關愛隊的時候,居民都要自行解決,現在有了關愛隊,就會動員起來,由關愛隊員步行上十層八層樓,為停電時沒能力外出的長者或居民送上應急包,包括小型手電筒、充電寶甚至是簡便食物。
社區有時亦有一些遇上困難的個案需要援助,例如民青局局長麥美娟最近就探訪了逸東邨一個少數族裔族裔女士莎莎,她的家人遇上車禍,家翁不幸離世,丈夫正接受深切治療,她的早產BB亦需要在醫院接受特別照顧。麥美娟和離島關愛隊探望莎莎時,為她送上初生嬰兒物資和生活必需品,並且加急為她申請到民政事務總署的特別援助基金,解決生活上的燃眉之急。
第二,義工服務節約資源。提供緊急服務需要人手和其他資源,但關愛隊最重要特色是參與者是義工,不會收取報酬,而關愛隊的負責人甚至要出資捐款,資助關愛隊的運作。隨著人口老化,政府要為老人提供服務或是組織應急隊伍,若果由政府自己組織提供,會涉及龐大的資源。回想起疫情期間那些疫苗注射中心,大量兼職工作人員涉及龐大開支,可見組織一隊臨時工作隊伍,若要計人手資源開支,數額極大。不要以為關愛隊浪費公帑,它反過來是節約了公帑,如果服務是必須的,由政府自行提供,費用可能以十倍計,所以關愛隊是省錢而不是花錢。
第三,對抗政治無好結果。有傳媒要求政府公布每一隊關愛隊的KPI(績效指標),政府未有提供,我認為這樣做是恰當的。KPI作為一個政府參考的指標,是一個量化的數據,例如不同的關愛隊服務組提供了多少的服務,但是政府除了看量,還要看質,要看服務的成效。
例如特首李家超曾經訪問愛民邨的86歲黃婆婆,就發覺愛俊小區的關愛隊為她家中的露台和天花重新油油。黃婆婆屋企洗手間的油漆大片剝落,最後還是關愛隊幫黃婆婆做了家居維修。簡單探訪和為長者提供服務,質量大不相同,不能單看數字。在政府監察關愛隊表現的同時,不應該將一些不成熟的、個別的關愛隊KPI數據公布,否則既對這些義務參與工作的人士不公平,也增加了無謂的比較。
傳媒好像大條道理要求政府透明,政府不應要求公開數據就好像隱暪了什麼,但政府施政不是越透明越好,關鍵還是增加透明的同時,不要影響工作的實效。
在這些監察關愛隊的訴求背後,其實是有著對抗式政治的影子。部分人會不斷從政府工作裡找錯處,針對關愛隊亦是從負面角度開始,認為他們毫無作用,浪費金錢,沽名釣譽等等,完全看不到關愛隊真正提供了什麼服務,實際上幫助了多少市民。
我見到黃婆婆、莎莎的案例,就看到關愛隊的作用。我們這個社會,不缺「白左小天使」,這些人只求政治正確,但是否會真正關心自己身邊的人和事呢?有沒有經常探望自己的爺爺嫲嫲,或者為鄰居老人家做一些簡單的服務呢?當關愛隊義務為有需要的老人家剪腳甲的同時,卻要去捱各種吹毛求疪的狙擊,我擔心參與者會心灰意冷,退出服務。我也擔心政府官員面對無理攻擊,會抱少做少錯的心態,話關愛隊不如不做了。到關愛隊退出後,那些「白左小天使」會否去為老人家剪腳甲、油天花呢?
我們不再需要對抗式政治,共識政治更能建設我們的社會。反正自詡「民主燈塔」的美國,看來有很高的透明度,卻無法解決費城變成充滿吸毒露宿者的「喪屍之城」,也阻止不了加州山火時,我們會明白西方的制度是過程漂亮、最終失效。香港應該有自己的方法,去提供香港的服務,去解決香港的問題。
盧永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