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年前的國慶日，我評價民主黨「無理念、無遠見、無大將，那有未來」。當時香港定出完善政制新方案，民主黨敲定非常嚴苛的參選要求，變相抵制立法會選舉。我感嘆這個政黨已經自己走上絕路。如今3年之後，預言應驗，民主黨終於決定解散。
可以從幾個角度，看到民主黨的困境：
第一，水源枯竭。民主黨決定關門的時機有點古怪。近日美國政府效率部部長馬斯克關停美國國際開發署，並凍結美國對外援助，之後就有幾十個號稱監察中國人權和勞工權利的反華組織被迫暫停運作，並且要大幅裁員。澳洲戰略研究所的成員貝書穎是記者出身，被中國稱為「反華妖女」，她最近就大聲疾呼，指美國切斷了一些援助，令針對中國的整個生態系統都處於危機當中，在香港、台灣和美國，數十家非政府組織陷入雜亂無章狀態，面臨暫停運營、解僱員工甚至關閉的風險。就在這個斷水聲中，民主黨就決定關門，難免令人懷疑包括民主黨在內的反對派政黨和政治團體，過去是否有收取美國政府的資助。
香港的政黨表面上有兩個收入來源，一個是靠當選各級議會的議員，將部分薪金按比例捐予政黨，在民主黨決定杯葛立法會選舉，以及所有區議員出局之後，民主黨這個收入歸零。第二個水源是捐助，這部分收入無透明度，亦不知道資金來源，但一般相信在香港反對政治風起雲湧的年代，很多人包括商界都會捐錢給民主黨，但是時移勢易，民主黨失去了政治影響力，商業捐款亦自然大減。民主黨牌面牌底水源枯竭，死於自然。
第二，國安法的威懾。自《香港國安法》和《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先後訂立後，香港勾聯外國的反對派政治團體，生存空間大幅收窄。民主黨、特別是其前黨魁李柱銘過去經常毫不掩飾地走訪美國，和美國高官會面，甚至肆意批評特區和中央政府。不過，《香港國安法》訂出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罪，《維安條例》亦將有參與選舉的政治團體獲取外國資助的行為定為非法，就大大收窄了反對派政黨靠外國勢力撐腰的政治空間。
第三，無領袖的困局。政黨的成敗和其領袖有莫大的關係，在政黨生存和發展的過程當中，會去到一個又一個的十字路口，要作出這樣或那樣的選擇。民主黨的前身是港同盟，當時司徒華和李柱銘是港同盟的領袖，但真正核心是司徒華。港同盟當時雖然已是反對派政團，在末代港督彭定康扶植下成長，但華叔對中央政府是採取一個「鬥而不破」的態度。不過，隨著2009年反高鐵運動開始，香港激進運動冒興，在民主黨內部亦出現大批激進的少壯派如許智峰之流，挑戰黨內領袖的話事權。
隨著華叔年事已高、身體狀況日差，民主黨第二代的接棒人對內無力對抗少壯派，對外和黎智英勾連，民主黨全面向激進路線傾斜。華叔在2009年曾一力反對參與激進的五區公投，到2011年華叔過身，2014年民主黨就轉軚投入違法的佔中運動，到2019年更全程投入黑暴運動。即使在2019年11月11日激進分子在馬鞍山港鐵站放火燒人，民主黨作為一個打著「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口號的政黨，對政治暴力化也不吭一聲。到那一刻，我已經覺民主黨和泛民主派已經完全背離了自己的宗旨，已經玩完。
民主黨失去了魅力領袖，在重大決策的十字路口，一錯再錯，到最終走向末路，到2021年決定杯葛新的立法會選舉，為自己釘上最後一口棺材釘。
歷史潮流，浩浩蕩蕩，國家發展，勢不可擋，民主黨的潰敗，正正反映和國家對抗的悲慘下場。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