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投資對抗「下流社會」

香港人喜歡到日本旅行，但日本經濟低迷的悲歌，香港人就未必感受得到。日本社會學學者山田昌宏在《社會為什麼對年輕人冷酷無情》一書中，就說到一些真實例子。

27歲的田中，畢業於日本名牌大學早稻田大學經濟學部，這個是父輩眼中的「金飯碗專業」，但是如今他就淪落到在便利店工作，晚上一邊吃著便利店的打折飯團，一邊計算著他這份時薪1200日圓（約66港元）兼職的收入，這份已經是他今年的第三份工作。田中苦笑說，他的父親總是說「他那個年代只要考上好大學，人生就能自動進入安全區」，對早稻田大學畢業的田中來說，這個經驗並不適用。

社會學學者山田昌宏追踪了日本青年問題30年，用大量案例告訴人們，日本青年再努力，都抵消不了社會上結構性的壓力。他在書裡揭示了3個當代日本社會最令人痛心的真相。

第一，學歷不再是保險箱。如今每10個大學生只有4個能夠找到正式的工作，可以享有企業的僱傭制，剩下的只能是成為短期的合同工或者自由職業者。

第二，家族庇護網瓦解。日本出現代際貧窮，老人用養老金或者賣了自己的房產支持子女讀書或是做生意，結果一同跌入貧窮當中。

第三，保守成為年青人的生存法則。考公務員、住父母家、 不結婚，就是日本年青人的「安全三套裝」。

山田昌宏從社會學角度研究年輕人遇到的困境。其實早在2006年，日本社學家三浦展就已經在他的著作《下流社會：新社會階級的出現》中，提出日本中產階層漸漸失去其優勢，並下沉成草根的一群。

三浦展當時將這個現象歸咎於全球化。但是在問題背後的背後，就是有日本在美日角力失敗的大背景。在上世紀80年代初，日本經濟總量上升到美國的七成，美國認為日本成為她的最大威脅，結果在1985年逼日本在廣場飯店簽訂協議，強迫日圓升值。日本經濟泡沫在5年之後爆破，到1993年日本的經濟增長變成零，之後的幾十年，日本經濟就在零這條線的上下浮沉，幾十年都沒有好過。

日本經濟失去增長動力，最後就是要由年青人來承受。早稻田大學經濟系畢業生要去便利店做兼職，這個的確是一個非常恐怖的狀況。

特區政府剛公布財政預算案，在來年削減2%可郁動的經常開支之後，仍然出現赤字。來年度的政府總體開支仍然上升約8.9%至8223億元。在約5200億元經常開支中，包括綜援、長者生活津貼、公務員退休金等不可削的開支，更因為人口老化而增長。另外，政府也都加大基建開支，將原年每年900億元的基建開支，增加300億元至1200億元，這300億元主要用於加快北部都會區的發展。

有人就說，在財赤之下，是否應該縮減基建開支預算呢？在預算案中，政府大力投資未來，特別是投資創科發展。如果比較中國和日本，日本在40年前經濟增長到接近美國的時候，就被逼自動剎車，抬高匯價減少出口，結果日本經濟找不到新的引擎，就好像一輛高速列車慢慢熄火那樣，最後停車。

經濟不前，無論年輕人如何努力，無論日本政府如何逼企業提供更多全職崗位，都是徒勞。整個日本社會陷入一個巧婦難為無米炊的狀況。

我們國家在2018年面對美國開打貿易戰，美國就是想逼中國走上日本的老路。我們國家咬緊牙關，頑強抵抗，全面投入創新科技產業。如今6年過去，開始收到成果，從C919大飛機到電動車、太陽能、鋰電池，再到深度求索(DeepSeek)人工智能大模型，以及超級賣座的動畫片《哪吒2》 ，都是中國走向高新技術發展的成果。

香港也是一樣，要追趕速度，投資未來，特別是創新產業。即使面對財赤，投資也都不能夠停步。我們一方面要削減開支，另一方面要增加有長線收益的投資，這些投資是要為香港創造未來，令香港下一代的年青人避開日本那種「努力通脹」的厄運。所謂「努力通脹」，就是指日本年輕人比父輩更加努力，例如早稻田大學畢業的田中，他每天工作十二小時，做兩份兼職，但收入仍然較父親同齡的時候低23%。

香港要走出這種困局。

盧永雄

潮流興政治正確，這是受西方社會「白左」思潮影響所致。白左做事陳義很高，但毫不實際。政治正確並不等如正確，不斷要求政府高層減薪，大體也屬於這一類。

新一份財政預算案公布，政府一致凍薪。這的確是一個大手筆的措施，因為政府開支有60%是人工開支，若人工加了就形成新的基數，每年都要在這個基數上面增長，這樣複式增長，數字就會越滾越大。反過來，凍薪等於控制基數不增長，可有力控制經常性支出作用。

我收一收風，了解到政府推動凍薪並非易事。

第一，明白社會期望。財赤高企，社會希望政府帶頭滅赤，以去年公務員3%加薪幅度為例，凍薪可以節省90億元。政府亦明白面對千億財赤，不能夠單靠凍薪一招來滅赤，但是也理解到社會對公僕共同承擔滅赤責任的期望，因此提出凍薪。

第二，背後大量溝通。今次政府凍薪是行政、立法、司法，三權機構再加區議會同步凍薪。表面看反對聲音不強，但實際上政府在背後做了大量的溝通協調工作，向受影響的人士曉以利害，令他們明白財赤龐大，所有人都要行出一步，貢獻出自己的力量。背後的溝通難度，可想而知。

回想2003年，政府減薪4.75%，就是因為當時協調功夫沒有做好，公布後引爆極大不滿，搞到大量公務員上街。所以不要因為表面平靜，就以為這件工作很容易做。

第三，三權機構齊凍並非易事。三權機關一次過凍薪，規模之大實屬罕見。也可以想像，如果不是完善了政制，這種事情很難做到，因為反對者即是不想自己現身表達不滿，也都會發動他的議會代表大力搞局，甚至放料給媒體肆意抹黑，這就是局部利益和全體利益的矛盾。不過完善政制後，政治比較平靜，加上政府亦比較有為，才可以成事。

即使政府成功凍薪，但社會上仍有聲音咬著不放，堅持要政治任命的局長高官減薪。我覺得這是多餘之舉。表面上，提議者會覺得這個建議既可以削減開支，也可以滿足一下民意，有利無害。但是細心分析，事實並非如此。

事事針對政府，本來就已經是民粹政治的特性，很多時針對的事情都是意氣之爭，並不產生很大的實質效益。以叫局長減薪為例，即使減到10%，一年都不過是慳1000多萬，對消滅財赤微不足道，只是徒增怨氣。

有人說香港高官的人工高，局長年薪430萬。但也有人說香港的高官年薪低，你看看大公司同級的CEO，年薪幾百萬、上1000萬亦所在多有。

也可以比較一下香港的直接競爭對手新加坡，他們的部長級官員年薪達150萬新元（918 萬港元）至到237萬新元（1377萬港元）。新加坡的理念是，要用高人工盡量吸納人才，尖子人才從大學畢業開始，就直接吸納他們進入政府體系。如果做到部長級，就能和私人機構CEO人工媲美，這樣才能留住人才。香港和新加坡一樣是資本主義社會，私人機構掌舵人工資很高。所以政府和私人機構搶人才，怎可以一味減薪？

尤有甚者，由於香港的政治工作難頂，越來越少商界的精英願意加入政府，很多時候都是從常任秘書長階層挑選能者。常秘年薪近400萬，邀請他們出任局長，但如果局長減薪，可能出現工資和常秘倒掛的狀況，未來就更加少常秘願意轉任局長。

這是一個找人才管治香港時遇到的現實問題，不是提出兩三句民粹口號，叫局長減人工洩洩憤，就可以解決問題。

今次預算案最大手筆是未來3年每年減2%，4年加起來累計減7%開支，這才是真正的大數目，一年涉及數以百億計的開支，大大有助控制財赤。

盧永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