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歸28周年，亦是《香港國安法》實施5周年，在一片歡慶聲中度過。
不過，亦有外國政府藉此機會，針對香港。歐盟對外行動署就發表聲明，指「過去5年，香港的公民自由不斷受到侵蝕，政治反對派和獨立公民社會的空間也受到嚴重限制....歐盟敦促香港當局將工作重點轉向促進香港社會和諧，並通過促進開放、多元和尊重基本自由，再次鞏固香港的獨特和成功。」
就歐盟干預香港的行動，國家嚴厲反擊。中國駐歐盟使團發文回應稱，「中方對歐盟有關聲明妄議《香港國安法》、粗暴干涉中國內政表示強烈不滿、堅決反對」。中方使團表示，「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不容外部勢力干預。我們敦促歐方恪守國際法原則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尊重中國主權和香港法治，停止以任何方式干預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
《香港國安法》切斷外國勢力干預香港政治的通道，美西方自然十分反對。前外長錢其琛曾經講過，「誰反對23條的國安立法，是不是誰心中有鬼呢？！」
我早前已經說過，在中央領導人的眼中，「誰上了美國人的黑名單，就是上了國家的光榮榜。他們不屈不撓的鬥爭意識，表現了堂堂中國人的氣節。美國的打壓清單，就是國家扶持的清單。」
看看這次特區的七一授勳名單，9名遭美國制裁、現任和前任國安相關官員，成為焦點，律政司司長林定國、前警務處處長蕭澤頤、國安委執行長劉賜蕙、國安委秘書長區志光、警務處副處長簡啟恩獲金紫荆星章；警務處國安處處長江學禮獲銀紫荊星章；兩名負責國安的警務處助理處長王忠巡、趙詠蘭，以及國安處總警司李桂華獲銅紫荊星章。特首李家超表揚9個官員面對外部勢力針對和惡意打壓，仍然堅定不移、無畏無懼履行職責。
授勳予9名遭美國制裁的英勇官員，體現了「上了美國人的黑名單，就是上了國家的光榮榜」之說。
至於歐盟提到的社會和解，就有很嚴重的誤導性。香港社會內總有一批溫和派人士，推動大和解。大和解的觀念看起來思想開放、政治正確、人畜無害，甚至是拉攏對手的一種手段。但是大和解背後有一個潛台詞，就是停止一切強硬的執法行動。那些特赦訴求，亦應運而生。而反對大和解的人，就要背上政治不正確的惡命，他們被貼上頑固保守、凶神惡煞的標籤。
我們看看現任的歐盟外長，正式名稱是「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卡拉斯，她是前愛沙尼亞總理，就是鼓吹政治正確理念的政客，她的政治特徵是反共的白左。歐盟發這樣的聲明，充分體現了卡拉斯的政見。背後是否定《香港國安法》和否定香港的相關執法行動，既想為外國干預香港開方便之門，亦「撐一撐」那些本地激進分子。
很多支持大和解的人是所謂溫和反對派，部份人亦是我的朋友。我和他們私底下討論政治問題時經常問他們，2019年香港的政治暴力發展到瘋狂程度，當年的11月11日，馬鞍山出現放火燒人的劣行時，為什麼你們不出來反對呢？他們大多都無言以對。
支持和解的人其實有不想面對矛盾的心態，但和解的副作用是助長反對力量，他們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到時又搞出暴動時，和解派會不會挺身而出，制止他們的暴行呢？抑或今天出面叫你和解，明天出事又縮在一旁呢？
阿爺不接受社會和解這一套，反而認為維護國安的工作要一直做下去，而發展經濟的工作亦要同步一直做下去。只要努力施為，兩個看似矛盾的目標，可以同步達成，這沒有一個二選一的選擇。
盧永雄
任何理論，都只能由實踐得到驗證。
《香港國安法》在2020年6月30日晚上11時生效。當時美西方有很多聲音，話香港將走向衰敗。美國直接落場干預，制裁中央和香港特區官員，施壓外資基金不得投資港股。5年過後，香港重拾政治秩序，踏上全新的發展道路，唱衰香港的行為失敗告終。
香港回歸23年，直至2020年，香港一直被一套美國政治理論洗腦，話只有搞西式民主政制，香港才可以發展起來。在這套話術之下，民主制不但有其政治價值，還是解決一切問題的「萬金油」，搽得食得，能醫百病。這套理論顯然只是有利於美國操控全球各國政治，但完全無科學根據。
即使在美國，早在1968年，已有學者挑戰這種「民主至上論」，其中一個代表人物是美國政治學者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在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後，美國力推西式民主自由政制，視為政治制度的典範，更認為只有這種體制，才能帶來一個地區的發展，並搞出一套「發展學」，把西方的一套，照搬到戰後獨立的亞非拉新興國家。但亨廷頓好像看到皇帝沒有穿衣服的小孩，他看到絕大多數新興國家，套用西方民主制度，卻發展不起來，快速退化成軍人掌權的政體。
亨廷頓在二戰結束23年後，在1968年發表其名著《轉變中社會的政治秩序》。在這本研究大量非殖化新興國家發展問題的經典著作中，亨廷頓提出一套完全不同的理論：1.舊的去了新的沒來。亨廷頓特別指出，很多殖民地獨立後，把舊的社會秩序打碎，新社會的秩序卻未能建立起，就出現嚴重的混亂。2. 有效統治最重要。亨廷頓提出的藥方是各國之間最大的差別不在於政府的形式，而在於政府能否實行有效統治，如何建立政治秩序至關重要。
亨廷頓的著作發表50多年，美國還在照樣推銷「民主至上論」，各地親西方的所謂「公知」和「民運份子」還照樣相信，把一個又一個地區推到混亂、甚至戰爭當中。
香港回歸後也中了「民主至上論」的毒，社會急促政治化，政府應付乏力，無法推動民生、經濟發展，政治越搞越亂，終於迎來2019年政治病毒全面爆發，引來《香港國安法》的撥亂反正。
香港重拾亨廷頓口中最寶貴的政治秩序，新一屆特區政府在2022年上台，努力施政，初見成效，茲舉3例以作證明：
1. 政府工程撥款順利批出。過去激進反對派借在立法會「拉布」阻止工程撥款，癱瘓特區府施政，早在2014年佔中前一年，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批出工程項目及款額已經銳減，由2012至2013年度約900億港元，大減逾9成至2013至2014年度的36億港元，之後一直持續這個災難狀況，每年經常有9成工程撥款申請批不出來。直至訂立《香港國安法》和完善政制後，才終止這個亂局，每年政府申請的工程撥款順利批出，大大推動了香港經濟社會發展。去年立法會財委會工務小組批准了24項工程撥款，總額1789億元，其中過半即950億和土地房屋有關，平均每個項目審議時間是1小時20分鐘。在過去「拉布」的情況下，這些項目審議一年也通過不了。過去十多年樓價飛升，租金高企，要去問當年「拉布」的議員。
2. 公屋輪候時間下降。住屋是最重要的民生要項，過去政治鬥爭分散了政府精力，拉布或其他政治干擾拖慢工程，令市民申請公共房屋的輪候時間越來越長，加上房屋供應的滯後效應，輪候高峰在2022年3月出現，去到平均輪候6.1年的高位。《香港國安法》訂立後，政治生態逐漸改善，去年12月底，公屋的平均輪候時間回落至5.3年，較近年高位下跌0.8年，公屋平均輪候時間重回2018年以來的低位。特首李家超更有信心落實在2027年或以前縮減公屋輪候時間至4.5年。縮短輪候時間對申請公屋的市民有切實的好處，草根階層租一間檔房要5000至7000多元，公屋租金是2000至3000多元，輪候少0.8年保守估計每戶每年節省30000元，對草根階層是大數目。以20.3萬輪候公屋戶計，縮短輪候時間可令他們節省61億，這是切切實實的草根階層得益，過去天天把「公義」掛在口邊的反對派，只顧拖死政府，完全懶理基層不斷付出的真金白銀代價。說白了，反對派只想自己奪權執政，置市民的利益於不顧。
3. 政治穩定有利金融發展。過去香港長期政治動盪，中央難以依賴香港作國際金融中心。香港訂立《香港國安法》重拾政治穩定後，中央可以放心叫內地A股和海外上市的中國公司來香港上市。據Wind（萬德）的統計，今年以來（截至5月21日）港交所新股上市募資規模為84.2億美元。同期美國納斯達克交易所IPO募資規模為66.2億美元、美國紐約交易所IPO募資規模48.7億美元，港交所再次超越紐交所和納斯達克交易所，登頂全球交易所募資榜首。香港若繼續出現2019年的亂局，那能想像大量中國公司夠膽來香港上市？香港股市的成功，令去年2月唱衰「香港玩完」的前大摩策略師羅奇(David Roche)，近日都要改口了。那些說香港失敗的人，真的比羅奇聰明嗎？
結論是香港回歸祖國，在外國和境外勢力影響下，在本地激進勢力奪權下，政治一度嚴重失序，亂了23年，精力全部浪費在政治上，錯過了很多發展機遇，經濟早應該轉型而未轉型。而《香港國安法》就有定海神針之效，快速回復政治秩序，重新走上發展之路，如今要爭取時間加快轉型。香港拋棄了「民主至上論」，金融和民生發展起來，反證西式民主自由政制不但不是新興地區政治制度的典範，反而是一劑毒藥。香港不走西方的道路，反而發展得更好。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