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懂阿爺微言大義 抓緊香港發展機會之窗

今日（4月15日）是「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中央港澳辦主任夏寶龍以視頻方式出席開幕典禮並致辭，他的講辭全面反映了中央對港政策，值得細味。很多人想方設法去打探阿爺的最新思路，其實不用到處打探，夏主任已為大家劃公仔出腸了，只要大家花點心思，就可以讀出當中的微言大義。

今年「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的主題「統籌發展和安全，護航『十五五』新征程」，夏主任的講話就是圍繞主題，提出4個「需要」。

第一，以高水平安全護航香港由治及興，需要深刻理解香港從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的內在邏輯，倍加珍惜來之不易的良好局面。

這個內在邏輯就是「有安全才有發展，沒有安全一切都無從談起」。夏主任指，2019年「修例風波」的時候，「港獨」猖獗、「黑暴」肆虐、「攬炒」橫行，整個香港被破壞得面目全非，香港市民連基本的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什麼發展都談不上。到《香港國安法》等一系列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相繼出台，香港發生歷史性變革，反中亂港頭目被依法嚴懲，反中亂港組織作鳥獸散，香港重新成為全球最安全的城市之一，香港營商環境越來越好，各國投資者紛至遝來，2025年經濟自由度蟬聯全球第一，港股IPO新股上市募資規模同比增長兩倍，位居全球第一，「一國兩制」的強大生命力和優越性得到充分彰顯，香港市民的福祉和各國投資者的利益得到更好維護。

有人說「講得國安多，會嚇怕投資者。」夏主任就在反駁這些論調，國家安全和經濟發展不但不相矛盾，而且安全更是發展的前題，沒有安全什麼發展也不用說了。你看現在港股IPO多還是2019年多? 這已充份說明了問題。

第二，以高水平安全護航香港由治及興，需要清醒認識安全不是一勞永逸的，對各種風險隱患時刻保持警惕。夏主任認為，安全是一個動態發展的過程，一時的安全不等於永遠的安全，現在的安全不等於今後的安全。大埔火災發生後，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把災情政治化，妄圖「以災亂港」，再一次告訴我們，香港由治及興道路上還會有各種風險挑戰。大家要警惕外部勢力插手干預的風險，他們「以港遏華」圖謀不會改變，肆意抹黑香港、攻擊「一國兩制」，不斷唱衰香港，凡此種種都要予以堅決回擊。大家要警惕地緣政治帶來的風險，當今世界地緣衝突頻發突發，對香港可能造成一定影響。

有人說「現在由治及興了，不用再天天講國安」，他們認為搞國安是一個階段性要求，現在和平了就可以放下國安工作。夏主任顯然不同意這觀點，認為在現在如此複雜的地緣政治環下，保護國安並不是搞幾日就可以停。你一停，人家又來搞你。

第三，以高水平安全護航香港由治及興，需要搶抓百年變局下的戰略機遇，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加快推動香港高質量發展。夏主任講到，在動盪不安的局勢中，中國已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穩定器和動力源。國家「十五五」規劃，擘畫了中國未來發展藍圖，也向世界提供了一份「機遇清單」。國家戰略加持與粵港澳大灣區的融合提速，為香港提供了重大機遇，打開了發展新空間。

有人會覺得「香港要回歸到昔日和美西方友好的格局，才能有發展機遇」。但現實是美西方要和中國脫鈎斷鏈，香港是國家的一部份，人家那會讓你有發展機遇呢?夏主任點出國家是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香港不去和國家對接，從中找到自己的商機，就真是蘇州過後無艇搭。

第四，以高水平安全護航香港由治及興，需要全社會共同努力和守護，匯聚共建美好香港的磅礴力量。夏主任講的是「全社會」，說「建設美好香港是大家共同的責任」。他除了講特區政府要做好帶頭作用之外，首先就提工商界，話「希望工商界和企業家當好推動香港經濟發展的主力軍，積極做香港五年規劃的支持者、實踐者，在大力投資創新科技、推動北部都會區建設等方面走在前，勇擔社會責任，主動把自身發展融入美好香港建設、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以實際行動詮釋愛國愛港。」他之後也提到「各大高校」、「社會各界」、「廣大青年」的角色，但以工商界為首，顯然是希望他們發揮更積極角色。

有人會覺得「香港商界擅長做地產金融，其他事情不想去做，覺得不關自己的事」。但世界在變，國家未來要維持相對高速的發展，創新產業是重中之重。香港過去擅長做的金融、貿易、航運和物流等，有部份生意將去而不返，若本地商界堅持做舊生意，那些生意是夕陽行業，其實沒有出路。中央是鼓勵香港對接國家發展，投資創科，用好北都，創出新產業，找到新出路。

內地很多公司想來香港投資，以去年底截標的沙嶺超級數據產業園區為例，並無本地公司投標，結果由內地潤澤智算科技集團旗下公司投得，首3年會投資238億。未來北都的項目也不愁沒有公司去投資，阿爺只是不想香港本地公司錯過發展機遇而已。

阿爺如今是國際舞台中的重要一員，在越來越多領域，走向世界前列，他在踢世界波，謀求大發展，他有比香港高的眼界和視野，看到比港人知道得多的機遇和挑戰。夏主任的講稿是在點出香港前進的道路，叫香港人抓緊機遇，書寫精彩人生。

盧永雄

政府正推行一系列政策，提升執政能力，最新的一章是落實「部門首長責任制」。

公務員事務局提出修訂《公務員敘用委員會(調查)規例》，擴大現行公務員敘用委員會的職能，可以對部門嚴重的失職事故進行調查。

這是特首在2025年施政報告提出一系列改革的其中一部分。當時特首在《施政報告》提出多項措施，優化公務員管理制度，包括建立「部門首長責任制」，要求部門首長承擔責任，推動部門建立有效的管理團隊和運作系統，持續優化工作流程，由部門首長開始一層一層地督導屬下公務員負責的工作，建立有效的管理團隊和運作系統，並且設立有效的匯報、監督、查核機制，準確掌握部門在各項工作的表現，提升整個團隊提升管理效率，以及建構良好的組織文化。

當時提出部門首長責任制，會建立固定機制，在部門出現問題的時候公正處理。調查分成兩級：第一、一般問題由部門首長負責調查，予以改善，按公務員管理制度，對過失人員作出相應的行政或紀律處理；第二，如果部門出現嚴重問題，就由公務員敘用委員會領導的小組負責，查找不足，釐清責任。修訂規則就是賦予公務員敘用委員會相關的權力進行調查。

現在政府出現施政問題時都有進行調查，由和事件不相關的高級公務員負責，例如飲用水事件，就由一個常任秘書長去調查。將來出現同類問題，會由公務員敘用委會調查。以免外界有公務員「自己人查自己人」的誤解。

本屆政府有心推動公務員改革。近年推出了獎罰分明制度、更新《公務員守則》，以及設立「全政府動員」制度強化應變能力等，就是想建立「做實事、做成事」的公務員文化。強化公務員敘用委會調查權力，只是整幅大圖畫當中一小塊拼圖。這部分有關「行政問責」，針對前線的執行部門，希望他們行多一步，努力為公眾服務。希望60多個部門首長管理好自己的部門，建立好制度，提升效率，不要出事，根本不用出了事之後進行調查。

回顧1997年香港回歸以來，公務員制度出現了多重變化。首先是產生了一層政治問責官員，這些司、局長絕大多數並不是公務員。後來高官問責的需求日增，特首董建華就在2000年引入一套新的主要官員「政治問責」制度，要求政治任命官員負上政治責任。制度原意是好的，本來是希望加強政府的問責性，但後來隨著香港社會日漸政治化，狙擊政府、逼高官甚至特首下台的聲音無日無之。初時大家都覺得這是一個提升施政效率的好主意，誰做錯誰就要下台。但後來政治激化，狙擊高官就變成為一個無休止的政治遊戲。

猶記得2003年政府推出「23條」立法時，時任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就成為政治問責制的第一滴血。不過問責制加上惡劣的政治氛圍，令整個特區政府逐漸瀰漫避事文化。記得有一個局長跟我說，每逢星期三當他要去立法會答覆質詢，他整個星期二晚都會睡不著，害怕得要命。這種政治化的風氣不單影響了高層問責官員，政治任命官員的壓力亦向整個政府擴散，不止司局長，下面的公務員亦逐漸衍生少做少錯的文化，為官避事，漸成主流。

到2019年爆發黑暴事件後，制定《香港國安法》，完善政制，局面有根本的轉變，基本上重新確立一個「行政主導」政制。而本屆政府推動公務員改革，就是希望重新建立一個負責任的政府。這不單要改變制度改變，也需改變文化。過分突出政治問責，不斷要求高官下台，換了政治問責官員，下面一切如舊，施政不會改善 。應該健全制度，明晰權責，各司其職。也應該推動盡責文化，上下公僕，一人行多一步，才能真正解決市民的問題。

政府處理公務員問題，固然應該賞罰分明，要加強獎賞有能力而盡責的公僕，嚴肅處理無能力或卸責的官員，表現極之差勁的，就不應該再按增薪點獲得額外加薪。最後要整個政府動起來，為市民多做實事，才能推動整個社會邁步向前。

盧永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