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昨天提到香港政治激進化的鐘擺還未擺盡，所以政治大和解的時機，只是半熟。有朋友並不同意，留言認為隨時都可以和解，不用等候時機的成熟。
我們應該把良好願望和政治分析分開。作為對政治的良好的願望，我非常支持和解，討厭政治爭拗，覺得日拗夜拗，相當煩厭。但要客觀分析，就要看出現真正和解的可能性究竟有幾大。我對出現真正和解有保留，因為鐘擺未擺到末端，整個社會因而學習得未夠。
在這裡，可以講講我年青時代讀政治的其中一個課題。那個年代，流行講控制論（Cybernetics Theory），是一門跨學科研究。嘗試利用科學方法分析控制系統的結構、局限和發展，也可以引用去分析一個國家的系統。我當時寫了一篇短文，用控制論來闡明系統的學習，分析文化大革命對中國決定改革開放的影響。
當時是1985年，中國走上改革開放的道路7年，路途極不平坦，中國高層仍有很多保守派反對改革開放，認為引入市場經濟，會令到整個制度變質，因而大力反對。當年的世界，和現時不一樣。全球當時有兩大陣營，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與蘇聯為首的共產主義國家，嚴重對立。而中國是另類的社會主義國家，已經和美國建交，也是唯一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自1978年開始，走上市場化的改革開放道路。
今天中國搞市場經濟好像理所當然，但30多年前人們都很懷疑中國能否在改革開放的路上，一直走下去，最終會否被保守派重奪政權，重搞計劃經濟。
我當年認為，系統具有學習的功能，社會系統若受過的重大衝擊，特別是具有毀滅性的衝擊，若然不崩潰，就會學懂避開過去所犯的錯誤，走上全新的防止毀滅的道路。中國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對中國的社會系統而言，就是一個毀滅性的衝擊。
在文革爆發前，毛澤東大權旁落，由劉少奇主政。劉少奇集中精力搞經濟發展，遭到毛澤東質疑是放棄革命。結果老毛發起文化大革命，鼓動年青人衝擊政府。最後把包括劉少奇在內的大量政府領導層拉下台。毛澤東重掌大權，但10年的文革，令到中國學生停學、工廠停產，國民經濟大幅倒退，人民陷入水深火熱的狀況。
我之前的文章曾經提過文革的狀況期間，有中醫朋友也講起他的恐怖經歷，當年他是十幾歲的少年，在廣州從解放軍軍營搶出來的機關槍，在總工會對面埋伏，對著大樓走出來的幹部掃射，將人打成兩截！他說現在回想，也不明白為什麼當年會做出這樣殘忍的行為。這就是10年文革動亂的真實面貌。
毛澤東晚年重新起用鄧小平去重建經濟，鄧小平在1976年文革完結後，於1978年正式宣布中國全面走上改革開放的道路。
我當時在文章推論，中國這個系統遭逢文革的毁滅性衝擊，學習到不能夠再搞暴力革命、武裝鬥爭，學習到要把精力重新聚焦在經濟發展上面。就是因為文革帶給系統的挫傷足夠深，讓系統學習到徹底否定激進的政治行為。30年過去，發現這個推論仍然是對的。
香港在激進政治運動中受創不深，未痛到入心，感覺不強烈，社會共識尚未凝聚，反政府的氣氛仍然濃烈，支持發展的氛圍不夠，加上經濟狀況尚算良好，大家沒有什麼壓力要停止爭拗，聚焦發展。香港人學習得還不夠，新政府要搞和解，就並非一片坦途了。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