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首林鄭月娥還有兩星期就公布她首份施政報告,聞說今年有一個新猷,就是發表施政報告後,她再不會舉辦向傳媒老總介紹施政報告背景的「吹風會」。所謂吹風會就是除了記者會之外,一些不正式的背景介紹,由於有關官員不會被直接引述,所以可以比較放開地回答有關政策問題。
香港記者協會過去在他們的《新聞自由年報》裡說,政府官員經常用社交網誌、吹風會或政府消息人士方式放風,單方面發放消息,是不敢面對傳媒質詢及不負責任的做法。林鄭競選特首時出席過記協的座談會,亦被記協成員多番質疑搞吹風會,她就在選舉時承諾取消吹風會。
我看到記協在《新聞自由年報》提出這觀點,已經極不認同,但一則由於記協負責人不少是自己朋友,二則亦因太忙,故當時沒有公開回應這個反對吹風會的觀點。我可以分享一下自己做三十年記者的經驗,我第一份工在財經報紙《信報》工作,當時中英香港前途談判剛過,基本法開始起草,中英雙方就很多政治問題仍有爭拗,在中方官員眼中,《信報》是一份親英報章。現實上《信報》當時亦跟政府關係比較密切,每逢有大事發生,當時的港督就會叫《南華早報》、《信報》和《明報》的老總到港督府吹風,介紹政策背景,這些事情中方當然知道。
我作為一份「親英報紙」的記者,但並不局限自己只接觸英方官員、港府官員,亦都嘗試接觸中方官員。當時正值基本法起草,有很多機會找到中國官員向他們追訪新聞,甚至坐低傾偈,後來就發現不單只港英官員願意回答我的提問,中國官員亦都願意答,結果我還有幾單重要獨家新聞,都是追問中方官員時得知,用「中方消息人士」的說法在報上發表。
後來有一次在廣州白天鵝賓館採訪基本法草委會開會時,有機會跟一個港澳辦官員傾偈,我就問他,「你們認為信報是一份親英報紙,為什麼都願意跟我說話,甚至爆新聞給我聽呢?」那官員就輕一笑說,「過去這份報紙裡面只有英方的聲音,沒有中方的聲音,你們的記者過去亦很少找我們問問題。我見你寫出來的報導比較平衡,有中、英兩方面聲音和意見,你又這樣主動追著我們攞料,所以覺得跟你談談也無妨。」
我按自己的採訪經驗,明白到記者只要肯跑肯追,沒甚麼事情是沒可能,自己報紙即使有立場傾向,但只要記者願意報導兩方面的觀點,亦不一定攞不到「對家」的新聞。當然很多時由於消息尚未公布,放料給你的官員會要求你保護消息來源,不可以公開他的正式身份,故只能夠用所謂「消息人士」的方式發布。這樣他們亦可暢所欲言,講得坦白一些。
見到記協大力質疑「消息人士」的報導和否定吹風會,表面上大條道理,說這樣可增加透明度,實際上他們就抹殺了記者和媒體追訪的努力,將所有獨家消息、獨到的背景和分析都視為放料,這只是一種泛政治化的評論。
當取消了吹風會後,特首只會在記者會上作公開官式的發言,媒體將更難了解到政府決策的背景。這樣有幾方面的負面影響。第一,對記者而言,並不鼓勵努力的記者,大家聽記者會、食大圍料就得,不用追訪,將來只用一個機械人記者,都可取代記者的工作,機械人「聽」完記者會,不用十秒就「寫」出一篇稿來,肯定比真人記者快,亦都不一定比真人記者差。
記協這些完全透明化、公開化的要求,最後磨平了所有記者的個人努力和特質,令記者的重要性煙沒。
第二,對媒體而言亦都十分不利,因為它們沒有了吹風會,甚至官員都不敢接其電話放料,結果各個傳媒報導千篇一律,媒體寫的跟網上「內容農場」寫的都沒有分別。
第三,對政府而言亦都有壞影響,傳媒老總並不了解政決策背景,寫社論做評論時只能從表皮著墨,不少批評很多時都是由誤解而起。
結論就是記協提出很理想化的要求,逼了政府接受,結果就弄出三輸局面,是一個漂亮但可悲的結局。
盧永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