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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搞政改要想的四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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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搞政改要想的四件事

2017年10月27日 16:59 最後更新:17:14

中共十九大結束,大會報告裡提到「中央要牢牢掌握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香港人會覺得這個講法相當強硬,但內地官員不認為是強硬,說這是基本原則,與硬不硬沒有關係。

港澳辦主任張曉明用了三千幾字的長文去解讀報告中有關港澳的部分,他直接提到香港擔心中央對港澳有全面管治權,會否影響到特區的高度自治,而這種擔心是沒必要的。這個提法只是希望香港社會尊重中央依法享有的權力,只是針對極少數以高度自治為由,排斥中央依法行使權力,甚至挑戰一國原則的人。對於授予香港行政區的身高度自治權,中央應予尊重。中央不會以享有全面管治權為由,對特區的施政任意作出限制及干預。聽完他張曉明的解說,港人應可明白中央的立場。

香港不少人希望可以逐步推進民主,希望香港政制可以改革,但現實上似乎困難重重。看完十九大報告及中央官員的表述,我覺得香港如果想推動政改,先要思考四件事情。

第一,也是核心問題,是不能搞港獨。中央官員已經多次提到不要忘記香港實行一國兩制制度的初心。早在1980年,當時的領導人鄧小平提出以一國兩制解決香港問題,背後的意義其實著眼於台灣的統一,他認為可以用一國兩制、一個非常現實的方法,容許回歸後的香港及台灣能夠保持現狀,台灣甚至可以保有自己的軍隊,但統一在一國之內。一國兩制這史無前例的制度,就是在這個前提下設計出來。雖然香港回歸20年以來,歷經波折,當中兩制造成了很多矛盾,但基本上是可以運作的制度。

據《人民日報海外版》對十九大報告的解讀,說習近平總書記已經對統一台灣劃下紅線,是要在兩個15年大計結束之時,即2050年,中國將統一台灣。中國定出計劃,便會部署實施。香港幫不到忙,也不要搞破壞,關鍵就是不能搞港獨。搞港獨,等如摧毀一國兩制這個制度,對台灣造成惡劣示範。鄧小平當年設計一國兩制的初心是統一台灣,如果香港搞港獨,就觸及到核心的問題。若港獨思潮萌發,中央哪有信心讓香港進行政改呢?

第二、廿三條立法逼近。內地已經就國家安全法立法,香港的《基本法》23條也寫明香港要自行立法,以防止叛國、分裂國家、煽動顛覆和竊取國家機密等行為。23條是當年港方《基本法》起草委員力爭香港自行立法,而不直接把內地法律用於香港。我當年在現場採訪,親歷其境,知道這是一個艱難爭取到的結果。但香港回歸20年,仍未就23條立法,令到一些分裂國家行為,並無法律可以追究。

如今的立法機關,即使是涉及民生議案,也被反對力量拖死。如果推行政改,香港議會的普選成份進一步加強,恐怕廿三條能夠立法的機會更微。倒過來說,香港越遲就23條立法,中央越沒有信心讓香港推行政改。

第三、如何可以設計出有效的民主制度。西方民主政體逐漸失效,民粹政客橫行,切斷了政策的延續性。反觀中國,雖然比較專制,但可以一條心搞經濟發展,反而取得重大成果。香港現時雖然只實行了半桶水民主,但立法會拉布已經令到香港施政效率急速惡化。香港要政改,怎樣能夠維持有效施政,也是一個要解決的問題。

第四、也是更加現實的問題,就是政改方向如何可以得到三分二的立法會議員。要得達到這個票數,一定要得雙方互有協調,但現時雙方企硬,看不到有什麼方法可以達到這個票數。

十九大過後,中央已經定出明確目標,劃出了反港獨的紅線,香港想有政改,一定要游說中央接納,政改後香港不會在港獨之路愈行愈遠。如果我們未能為上述的四件事情提出答案,恐怕政改還遙遙無期。

盧永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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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解人們愈鬧,中國愈得?

 

十九大之後有很多有關中國的議論,有個略帶一點自由派思想的大學老師跟我說,香港人習慣了自由生活,不喜歡大陸相對專制的管治手法,但過去20年香港人愈鬧共產黨,中國就愈來愈好,經濟快速發展,「我們都要想想,中國還是有些事情做對了。」這個思考角度很好,我覺得要看中國過去100年的發展軌跡,才可以解答到這個問題。

時光又倒流到1919年中國五四運動時,昨天我講過國家主席習近平總結了五四運動,當時的知識分子覺得中國要跟西方道路發展,但結果中國仍給人欺凌,要將山東省割讓給日本。那一年是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滿清之後的8年,中國開始模仿西方建立一個共和政體,可惜中國並未強大起來,民族未能自立。

相比之下,日本卻強起來了。1868年日本開始進行明治維新,國力迅速上升,26年後即1894年,發生中日甲午戰爭,日本一個小國首先打敗大過她很多的中國。到1904年,日本再在日俄戰爭擊敗俄國,稱霸亞洲確立它是強國的地位。

當時很多中國人都想仿傚日本走西方制度,搞出類似民主共和的政體,但巴黎和會如一盤冷水淋到中國人頭上,結果就分裂出兩條道路,一條道路是繼續想走西方路線,另一條道路是仿傚俄國十月革命,搞社會主義革命。結果中共把社會主義引入中國,在1949年奪取政權,建立新中國。中共搞革命成功,建立獨立自主的民族國家,這是她做對的第一步,完全符合當時中國人希望國家獨立自強的願望。

我讀大學時研究過一個課題,就是一個搞革命的政黨在奪取政權後,如何演變成一個搞發展的政黨,當時我已發覺大多數革命政黨難以轉型。革命是搞破壞,但革命之後的建國就要搞建設。毛澤東是革命領袖,發動群眾,打仗鬧革命很成功。要他坐下來搞經濟講建設,非他所長,他就用搞革命的方式搞經濟,搞不好大權旁落。再發動一次文化大革命,重新奪回政權。中共不能由搞革命的政黨演化成為搞發展的政黨,在和平時代不斷革命,背離人民希望有和平溫飽生活的要求,成為她走錯的第二步,很多海外華人對中共形成惡劣的印象,都從這時形成。

1976年毛澤東過世,鄧小平上台,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再把解決人民溫飽作為頭號問題,中共由革命型政黨過渡向發展型政黨。如果西方的民主制度下政府是以選票來取得合法性,社會主義制度則無普及的選舉,只能透過直接解決人民最大需求來獲取合法性,路走對了,人民的支持就高了。這是中共由錯轉對的第三步。

但2001年中國入世後,2002年開始的10年,中國經濟迅猛發展,但管理比較鬆馳,貨幣濫發,貪汚伴隨發展而生,10元銀行貸款,有7、8元不知跑到那裏去,中國的路雖然未見大錯,但又開始走偏了。到2012年習近平上台後,從嚴治黨,整頓經濟結構,令一切重回正軌。而中共在十九大是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求」為己任,以建立現代化強國為目標,這是100年前中國人已開始有的夢想,將是中共走對的第四步。

中共領導中國,由革命之路,走上發展之路,追尋美好生活,正是民心所向。她正以專制但高效的施政,獲取人民的認受性。若我們從虛無的角度質疑中國缺乏民主,但它卻如此高效地滿足著人民的需求,套用一句俗語,這是非常「堅離地」了。

盧永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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