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件難事變成一件易事？

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牽頭的智庫「香港願景計劃」，提出一項建議，建議把涉及國家安全的23條立法，及政改一併提出，認為這樣做可回應各方訴求，擴闊商討空間，通過機會較大。

今早聽曾生往電台解話，他的理據是：泛民反對23條立法的原因之一，是香港沒有民主政制，所以在推動23條立法時，同時重啟政改，讓香港有民主制度，兩件事一併討論通過的機會較大。

這兩件事確有一定的內在聯繫，但兩件難事加起來，確會變成一件易事嗎？

這裏不妨先回顧兩件事發生的歷史，基本法23條規定，香港須就分裂國家、叛國等行為自行立法，這是香港的憲制責任。香港回歸後，第一屆特首董建華在第一個任期內並未就23條立法，相信是擔憂影響連任，2002年他連任成功後，董建華政府始啟動23 條立法，結果引發軒然大波，當年剛巧遇上沙士，樓價大跌，民情借23條立法爆發，在2003年搞出數十萬人上街，最後23條立法難產，一直未再提出。

至於政改，則在2005年曾蔭權接任特首後第一次提出，經過一次失敗，其後在他第二任任期內，在2010年5月再提出，最後獲得通過，這次主要是改變立法會選舉方法，增加5席地區直選，及5席全港選民都可投票的超級區議會議席，最後在民主黨支持下，政改方案過關。

不過2014年再次推動政改，就再引發大騒動，阿爺先出「8‧31方案」，規定行政長官選舉必須先由提名委員會提名，才可以由全民普選產生，反對派發動「佔領中環」，推動無前提的普選，雙方僵持不下，結果政改無疾而終。 

曾鈺成建議23條立法與政改一併推行，這其實是泛民的邏輯，建制派重未提過以政改作為23條立法的前提。但若要迎合泛民對政改的要求，普選特首必須不經提名委員會提名，這做法阿爺會接受嗎？

我聽熟悉中央思維的知情人士說，經歷佔中和港獨思潮冒升後，即使重提2014年有提名委員會的政改方案，阿爺都未必想再推動，怕即使有提名委員會的普選，也會失控，更遑論提出泛民接受的方案。若政府重提有提名委員會的普選方案，同時提23條立法，這只是把兩個難題疊加在一起，不但不會增加通過機會，還會把炸彈造大一倍，所以左諗右諗，都諗唔到曾生的方案有何現實可行性。

由於曾生是建制派出身，提出這方案，就引起外界許多猜想，猜度阿爺是否想重啟政改。我就看不到這可能性，覺得是曾生個人意見居多，真正的問題是以曾生之精明，為何看不出阿爺不會接受，還要提出這樣的方案呢？

這方案的副作用，是泛民會樂意接受。近日郭家麒一眾泛民人士，已上街示威，要求特區政府重啟政改，泛民希望有政改無23條，曾生的綑綁方案，肯定是泛民喜見樂聞，到特區再提出23條立法時，也可採用這樣的推論模式 : 無政改免提23條。

在港獨派的挑釁下，很難叫中央不推動23條立法。在現今世代，香港人做事就是任性，不考慮成事機會，只想博取掌聲。問題是香港立法不成，中央今次必會以基本法附件的方式，將她認定的法律在港實施，這個苦果就要由所有香港人來承受了。

盧永雄

早前與一位學術聲望很高的泛民學者聊天，問他怎樣看中港矛盾。他認為北京有衝動想管死香港，這是專制政權的傾向，是中港矛盾的根源。我卻認為他過於從香港本位出發，根本不了解阿爺的想法。

幾年前，中美關係還是比較好的時候，我與一位北京部長級的高官傾談。他提到美國總統訪華，與中國的領導舉行高峰會議，事前的一個月，美國會派來一隊包括了三、四十名部長或副部長級高官員龐大代表團，先與中方的對口部門摸底，先行傾談重大的問題，好讓兩國領袖高峰會上可以達成協議。而香港民主問題和中國的人權問題，通常都列入幾十條議題之中，但美方提過就算數，美方實際要談論的總是要求中方在經貿問題上作出具體讓步。可以說，香港的民主問題，只是其中一隻談判籌碼，而且是比較細的籌碼。如今再看，美國更加以本國利益為本位了。

現實中國領導人管理這麼大的國家，要處理這樣大的國家，要處理的事情，多如天上繁星。香港問題一般不是他們優先要處理的事情（2014年香港佔中期間除外），特別是現時中美大打貿易戰，中美關係是中國領導人要處理的頭號問題。中央最高領導沒有閒心理會香港，更不會主動去收緊對香港的權力以體現中央政府的權威，反而巴不得香港太平無事，不要阻礙他們處理更重要問題。那位泛民學者，其實不了解北京領導人的心態。

目前最困擾中央領導人仍是中美貿易問題。中美雙方在剛過去的22日及23日進行了副部長級別的磋商，會後只有幾句簡單的聲明，並無具體成果。

回想今年5月中，中國副總理劉鶴遠赴美國談判，雙方達成共識，但不旋踵，美國就開打貿易戰。美國總統特朗普一改國際慣常的務實外交手法，突變成純以美國為主的單邊主義。事後中國的高層領導靜了一陣子，最近又再度活躍起來，相信已經理出一個應對美國的思路。從北京的行事方式去猜度，中央已抱一種「底線思維」，意思是不能夠假設中美雙方能夠就貿易糾紛順利達成協議，停止貿易戰。即使雙方停戰，但在一年多以後，美國將舉行總統大選之時，又可能「舊病」復發。

北京領導似乎正在超前布局，以應對中美關係惡化所帶來的各種問題。如果美國真的要對5000億美元中國輸美貨品開徵25%關稅，中國的出口肯定會大受影響。中國要比較大量地放水支撐經濟，但錢多難免會令到資產價格上升，中央最不想見到的：樓價飆升。所以前一陣子，中央搶先推出一系列控制樓價政策。等如在未全面放水之前，先出手遏止放水帶來的負面後果。

對外亦屬如此。若然中美關係進一步惡化，香港和台灣這兩個地區，很可能會成為美國的棋子，美國會抬升與台灣政府的關係，甚至突破「一個中國」的紅線，向中國施壓。至於香港，美國很有可能間接支持香港的民運甚至港獨運動，倒逼中國。

假如你是中央領導人，你會否任由外國借香港和台灣攪亂中國局面呢？我聽過一些人說，為保障國家安全的《基本法》第23條立法，關鍵不是要禁止分裂國家和叛國的行為，而是該條文後半部提到的要禁止香港的政治組織與外國政治組織的聯繫。現時法例未能禁止這些行為，而中央領導人最擔心的，正是外國勢力推動香港政團抗中央。香港民族黨的陳浩天到外國記者協會發表港獨言論，由於涉及外國的因素，亦觸碰到中央的「紅線」。在中美關係惡化的情況下，陳浩天這些行為更是難以容忍。

多了解到阿爺的想法，或許可以讓我們更加清楚地思考香港的前路，避免香港成為其他人打擊中國的棋子。

盧永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