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局玩語言偽術 聯招生慘成犧牲品

我早前提過今屆大學取錄學生的時候，很多俗稱「神科」的大學優秀學系，大量擴展招收非聯招科學生人數的問題。神科透過減縮聯招學生人數，以維持聯招生的收生成績線。例如港大醫學院，2013年曾承諾維持招收聯招生不少於75%，演變成今年只招收了49%的聯招生，非聯招生人數比例竟然高達51%，客觀上犠牲了聯招學生的入學機會。

不過，對於這個不公平的現象，教育局視卻「視而不見」，它對外界的質詢，只提出了三個回應：第一是各大學錄取聯招生的資助學位比例，過去三年均維持在83%，沒有大變化。至於非聯招生，一半來自IB或GCE A level等國際試的學生，另一半則來自副學士或者其他學位持有人；第二是各大學收取學生會有眾多條件，包括學歷、成績、面試表現、個人品質、學術成就和個人興趣等。有人純以考試成績比較，並不全面，加上國際試尖子和文憑試尖子同樣優秀；第三是政府沒有預設聯招生和非聯招生比率，各大學有學術自由和院校自主，可以自行決定收生。

觀乎教育局的三大回應，基本上是語言偽術，可以逐一反駁。教育局說大學整體招收聯招生的比例是83%，三年以來都沒有變，這種詭辯技巧是「議題置換」。當大家正在討論大學的少量神科在大量提高招收非聯招生的比例的時候，教育局卻告訴你大學整體招收聯招生的比例沒有改變。而這數字亦說明了問題所在，既然大學整體收17%的非聯招生學生的比例3年未變，為何港大醫學院招收非聯招生學生的比例逐年增加，今屆已超過半數，去到51%呢？正正是大學整體不變，而神科系大變的收生策略，顯示出神科系想維持聯招生的分數線，一低過去年的分數就不收的蠱惑行為。假若大學未來招收非聯招生的比例維持在17%，而港大醫學院不斷加收非聯招學生高至90%，本地聯招尖子大多數無緣入讀，政府是否仍然覺得沒有問題呢？

教育局的第二回應是大學面試除了看成績，還要看其他因素，沒有證據證明國際試尖子成績較聯招尖子差。理論上，不獨是大學的神科，大學的其他學科，例如社會科學院或應用科學的科系，收生時也不會只看學生成績，也會考慮其他的表現，如果國際試學生的成績以外的表現很好，也會增加他們入讀非神科以外的其他科學目的機會，如此推論，大學收取非聯招生的比例，應該整體上升，而不是只有神科大幅上升。

再者，GCE A level較香港文憑試淺易，已經是人所共知的「非秘密」。我朋友的兒子在香港中學會考，數學科拿到B級，去到英國考A Level，數學考到A+，他說英國的數學考試，比香港的淺易很多，其他的科學科目的情況也是一樣。如果教育局真的相信英國A Level的成績水準和香港一樣，只能說明他們相當無知。

教育局第三個辯解是當局尊重大學的學術自由，並沒有規範大學招收非聯招生的比例。現實並非如此，政府從來都是透過大學資助委員會去調校大學的發展和收生方向。80年代時，我代表中大學生當過中大教務委員會（Senate）成員，在大學及理工資助委員會在聽取中大的三年發展計劃的時候，就親眼見到當時的大學及理工資助委員會主席楊鐵樑粗暴地否決了中大開設工程學院和法律學院的建議，表面理由是社會對這些人才沒有需要。事實上是由於政府不滿中大當年拒絕把四年制改成三年制，所以對中大作出「懲罰」。所以，政府對公眾說大學資助委員會的撥款是沒有導向，只是吹牛。

拆穿了教育局的三點詭辯之後，再講講神科系為什麼要提高非聯招生的比例，特此聲明，這不是我說的，而是港大醫學院院長梁卓偉教授在2013年時講的。他在《明報》的一個論壇上，興致勃勃地問出席者，知不知道醫學院如何可以保持排名前列、保持聯招生的收生成績高分？台下有人答要多收成績最勁的，他笑而否認，說只要少收聯招生就可以，愈收得多聯招生平均分數愈低。所以好功利地計算，無人會收多些聯招學生。不過，他補充，他們不會這樣做，他們會作出微調，保持取錄聯招生的比例，認為這樣有助參加聯招的本地基層學童向上流動，可以改變命運。

(有關視頻的連結：https://m.mingpao.com/ins/instantnews/web_tc/article/20180808/s00001/1533721786223)

很可惜的是港大醫學院未能夠實踐當年的承諾（中大內外全科醫學士收44%非聯招生也好不了太多）。到底是過去這四年非聯招生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他們的能力提高了很多？還是大學這些神科因為整體學生減少，令到聯招生的成績相對下降了，而忍不住要背棄自己的承諾呢？誰會為參加聯招的本地學生發聲呢？

盧永雄

暑假過後大學開學，一眾大學學生會的獨派言論又再出籠。但大學學生會會長台上的發言，不及香港大學學生會刊物《學苑》的一篇文章那樣激，該文章鼓吹發動無底線革命，要香港搞獨立戰爭，脫離中國，還說拿起武器攻擊警察有其合理性。

反對政府對港獨採取行動的人們，都是以言論自由作為理據。但是《學苑》文章煽惑群眾發動流血戰爭，甚至襲擊警察，已明顯地超出了一般言論自由的範疇，是煽惑使用暴力、影響公眾安全的行為。

我一直很有興趣研究香港政治激進主義的由來。在2014年「佔中」前夕，我與一名泛民學者討論到這個問題。他屬於溫和派，但仍氣沖沖地說，「2010年通過了政改，阿爺事後卻支持激進政客狙擊泛民，既然阿爺這樣做，也莫怪他們要支持佔中！」這個「阿爺支持激進政客」的講法，可說是一個城市神話，有不少泛民人士，都經常以此作為解釋他們為什麼會輸給激進泛民政客，但卻偏離現實甚遠。

追源溯始，香港第一代激進政客的冒起，始於2004年長毛梁國雄成功當選立法會議員。他的當選亦吸引了黃毓民入場，他在2008年當選立法會議員。他們的當選都早於2010年通過政改之前。由此可見，說「阿爺對通過了政改，深感不忿，於是暗中支持激進議員狙擊泛民」的講法，在時間上難以成立。事實上，是激進派候選人看到了制度的空隙，他們表面上批評建制派，實際上主要狙擊傳統泛民，搶奪他們的議席。香港的選舉採用「名單投票制」，候選人只需拿到二萬多張選票，便可當選。而選民大致上維持一個五五成支持泛民、四五成支持建制的比例，香港激進泛民的冒起，其議席並非從建制派手中搶到，而是挖傳統泛民的牆腳而來。

世界各地激進主義的冒起，主要有兩個形態。第一種是革命式的，專制政權由於貪腐或者管治上的嚴重錯失，搞到民不聊生，餓殍遍野，人民最後被逼起來革命，推翻政權。第二種是議會式的，議會民主動口不動手，很少發生流血事件。而選舉中言談激進者，比較容易搶到傳媒眼球，亦較容易爭取到年輕的群眾支持。所以議會政治，通常都會冒出激進一系。他們有些以很斯文、很有理念的形態出現，例如現時希臘的「長毛」總理齊普拉斯；有些是以很粗暴的右翼保守主義者的形態現身，例如美國總統特朗普。

議會中的激進派，歷史上最早期的典型是英國的輝格黨（Whig），而「輝格」一詞的來源是「驅趕牲畜的鄉巴佬」（whiggamore），據說是政敵對輝格黨的低貶稱謂，後來變成為他們的黨派名號。英國輝格黨的冒起源於1679年約克公爵詹姆士因為有天主教背景，議會爭論他有否資格繼承王位。一班好鬥的議員大力反對詹姆斯公爵繼位，這班議員就是輝格黨的源頭。輝格黨在19世紀初要求實行激進的社會變革，強烈要求改革選舉制度，成為歷史上激進主義的一個典型。不過，在激進的包裝背後，議會激進派充滿著奪權的利益目標，他們從傳統溫和派手中搶奪權力，甚至上台執政。

香港的激進主義到了2014年的佔中時，由第一代的老牌激進派過渡到新一代的本土派和港獨派手上，後起之秀搶盡眼球。所以，殘忍地說，本地激進派的冒起，並非因為阿爺的打壓或是建制派的攻擊刺激起來，而是因為政制開放、議會民主發展所導致，愈激愈有政治市場。但是，如果政府不限制激進主義的發展，最後會演變成暴力的獨立運動，甚至恐怖主義，將對社會的遺害極深。

盧永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