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周四在白宮玫瑰園發表演說， 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此舉唯一目的，是繞過美國國會， 取得資金興建美墨圍牆。
特朗普這樣做，讓民主黨人傻了眼，因為在此之前， 執政共和黨及在野民主黨，在國會討論撥款預算案， 以防止臨時撥款到上周五（2月15日）用完，令美國政府再停擺。
兩黨在國會傾到2月8日，談判破裂，因為民主黨只願撥13.7億 美元，給政府興建「邊境障礙物」，而非邊境圍牆，共和黨不接受， 雙方拉倒，聯邦政府勢將再度停擺。但到上周初，忽然傳出消息， 稱共和黨願接受民主黨建議，隨後國會通過撥款法案，交總簽署。 不料到了上周四，才知道特朗普原來是出茅招，先吃掉國會的13. 7億美元撥款，再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 動用軍事建設資金及陸軍工兵資金，合共80億元修建邊境圍牆， 遠超過國會拒絕的57億撥款。
此舉令民主黨暴怒，民主黨眾議院議長佩洛西，指責特朗普「 無法無天」，聲言研究透過法院， 挑戰特朗普緊急狀態令的法律效力。特朗普則一副「睬你都傻」 的態度，積極籌備建牆。
對這件事的表象分析，是民主黨的精英心態， 打不贏特朗普的流氓招數。自從去年11月， 民主黨在中期選舉重奪眾議院控制權後， 特朗普與國會的兩年蜜月期結束， 按理民主黨應一毛錢也不撥給特朗普建圍牆， 然而佩洛西仍然相當精英，擺出願意合作的態度，撥出13億特朗普 建所謂「邊境障礙物」。說得不好聽，民主黨態度相當偽善。
而那邊廂，特朗普赤裸裸繞過制度。稍有點常識都知道， 美國現在的狀況，一點兒也不緊急。特朗普說興建圍牆， 是為了防止毒品入口、非法移民及犯罪份子進入美國， 這完全不是緊急情況， 特朗普只是濫用了總統可宣布緊急狀態的權力，取得建牆撥款。
若從短期過招的角度看，特朗普稍佔上風， 特朗普這兩年大量撤換美國最高法院法官人選， 保守派和開明派法官人選差不多， 所以究竟民主黨是否那麼容易在法院推翻特朗普的緊急狀態， 未可逆料。美國喜歡在其他國家玩街頭運動，推翻政府， 不過在自己國內就斯斯文文， 相信佩洛西不會像委內瑞拉眾議院議長瓜伊多般， 宣布總統違反憲法，自任為臨時總統。如美國民主黨不改變策略， 未來與特朗普鬥法，仍然是讓了半臂。
若從更深層分析，特朗普現象是對民主制度最大的破壞。 政治學教科書也有講，民主制度的特質，是重視程序公義， 例如法治，講寧縱無枉；相反社會主義制度，就以目標為本， 可以說有點不擇手段。但發展到如今，兩種制度的角色她像調亂了， 特朗普否定一切程序公義，繞過制度，做他想做的事，討好選民。 不但在國內宣布緊急狀態， 在國外也推翻各種類型的貿易條約和貿易協議。 相反中國現在就像程序的捍衛者，在全球化自由貿易及氣候變化上， 更執起領導的大旗。
若美國任由特朗普搞下去，毫無制約， 將令人對美國的制度完全喪失信心。
劍橋大學政治系主任朗西曼和他的新書《民主如何終結》。
劍橋大學政治系主任大衛·朗西曼（David Runciman）看著這些事像，話民主制並不是在消亡， 它只是在經歷一場結果難料的中年危機罷了。他去年底出版新書《 民主如何終結》時話，民主體系並未開始崩潰？ 當前很多政治不確定性和挫敗感，都是2008年金融危機的結果。 危機之後，伴隨著長期的經濟「宿醉」， 於是發生了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和英國脫歐公投兩場政治地震。
問題是這場「宿醉」，何時才會轉醒呢？
盧永雄
周一是「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香港的確需要建立國家安全觀念。
第一， 地緣政治已變。香港特區國安委主席、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地緣政治複雜多變，國安風險及威脅可以突如其來，巿民必須保持警惕。
老實說，大多數香港人還未意識到世界地緣政治的急劇轉變，亦都不覺得國安風險會突如其來。特首這個提醒，值得深刻思考。
過去幾年，世界地緣政治最大的變化，是中美關係由友好變成對立，其中一大表徵是2018年開始的中美貿易戰。之後即使美國換了政府，實質上仍然認定中國是主要的對手，對中國展開了新的冷戰，背後的原因無關中國的態度，而是中國的經濟快速崛起，美國感受到自身地位受到挑戰。這個就如美國著名國際關係學者艾利森所指的「修昔底德陷阱」，傳統大國不堪被新興強國挑戰，最後很可能會誘發戰爭。
美國對中國態度一變，對香港的態度也隨之而轉變。
在97回歸前，香港被英國殖民統治，美國和英國同聲同氣，對香港友好。回歸初段中美關係仍然良好，美國對香港的態度未明顯改變。到2018年後美國對中國發動新冷戰，對香港的態度亦變得極不友善，這不是一種互動，而是源於美國的態度變化。不少香港的商界還是希望回去中美關係良好的老日子（good old days），但他們不明白的是，老日子已一去不回。
俄烏戰爭已經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戰爭一爆發，美西方立即制裁大量已經移居海外的俄羅斯寡頭富豪，並且為他們安了一個罪名，就是他們和俄羅斯總統普京關係友好。其實如果真的是普京鐵杆兄弟的富豪，為何要將大量資產取轉移出俄羅斯境外，甚至直接取得外國國籍定居外地呢？這些俄羅斯富豪的悲哀，應該是當他們自覺和普京關係不友好時，人家卻認定他們是普京的盟友，對他們實施制裁。俄羅斯的教訓，香港人亦應記取。關鍵不是我們怎樣看自己，是人家怎樣看我們。
第二，缺乏國家觀念。傳統來說香港人無根。戰後來港的第一代移民和第二代人，有比較強自覺是中國人的觀念，但這種觀念隨著代際變化而遞減。但與此同時，即使在英國殖民統治的時代，香港亦不是有太多人自覺是英國人。雖然港人當時在出入境的時候，要在國籍一欄填上「英籍」兩個字，所以很多人只會自覺是香港人，即使回歸之後亦復如此。
而回歸的頭25年，基於種種政治原因，特區政府不想亦無能力大力推廣國民教育，令到國家觀念無法生根。不少香港年輕人既然無國家觀念，自然亦無保護國家安全的觀念。所以要有國安意識，首先要從建立國家觀念開始，這是需要由小教育，不斷強調，讓國家觀念，重新植入香港人的基因之內。
第三，不知道香港風險。正正因為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也正正因為香港人無國家觀念，所以香港很容易成為一個間諜基地，歷史上亦都經常如此。即使回歸之後，這種性質亦無改變。
最近內地在4月14日公布，中共二十大以國家安全機關破獲的十大重大案件，其中包括因為一個核心科研人員黃宇的叛國案。黃宇因為工作表現不佳，在單位改革之後被淘汰，心懷不忿就出賣國家機密，其中一個行動是向某國的諜報機關交投名狀，將中國軍隊使用的高級密碼轉交外國。黃宇這個投名狀被外國間諜機構接納，最後他在香港及曼谷接受外國的間諜培訓。從內地公布出來的片段，還見到黃宇有香港的八達通，可見他曾經在香港活動，最後黃宇被判處死刑。
外國諜報機構夠膽在香港訓練黃宇，亦都可見他們當年視香港的反間諜工作如無物，固然亦與23條並未立法有關。如今一切俱往矣，香港訂立了《港區國安法》，亦就23條訂立了《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已經築牢了香港防範國安風險的法律屏障。但如果市民無警覺性的話，隨時自己就會被人利用而不自知，甚至眼見這些嚴重破壞國安的罪行，亦不懂得去舉報，這就是沒有國安意識的後果。
簡單總結，世界在變，香港人的意識亦要隨著環境改變要變化，要明白過去的老日子已經過去，在香港回歸祖國、一個兩制之下，要有清晰的國家觀念，要懂得去協助保障國家安全。國家好，香港才會好。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