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講到「香港獨特論」站不住腳，在香港和深圳未來的雙城競爭中，恐怕香港會黯然失色。我這些說法，惹來一些精英朋友的異議。有人認為香港無需與深圳比較GDP，香港也不需要與內地融合，香港可以走國際化，自然會找到自己的新天地。
不少香港精英都有這種想法，他們就是覺得香港很獨特、很國際化、不可取代。但香港未來的發展，是否可以在國際城市之路上更上層樓，我亦深感懷疑，主要是覺得香港正逐漸流失一些向前發展的重要特質。從制度而言，香港逐漸缺乏開放性；從人的特質而言，香港人亦不具備饑渴感。缺乏這些特質，香港無論想用任命形式去發展經濟，都會面對重大局限。
先講開放性，香港過去是英國殖民地，英國把香港創建成一個自由港，深具開放性。1949年中國解放，香港之後經歷了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潮，大多數人口都是外來的移民城市，其開放包容的特色不容置疑。就這樣，香港從50萬人口起步，成長到一個740萬人口的國際城市。
如果硬要把香港與深圳作出比對，深圳也深具一個開放性城市的特質，深圳原本是一個人煙稀少的小農村。鄧小平在1978年提出改革開放，成立了四個經濟特區，深圳便藉著特區政策拔地而起，急促發展起來。深圳現時1300萬的常住人口當中，絕大多數都是移民。
現今流行一個說法，21世紀的最重要資產是人才，人才的質量，絕對左右著一個城市的興衰。今天，深圳吸引人才的能力，穩居中國第一。2018年，全中國的人口流入地區當中，最大的贏家是廣東省，增加了177萬人，當中以深圳為最，人口增加了49.8萬人，更重要的是，深圳吸納的人口，都是知識水平比較高的技術人才。
反觀香港，對外來人口抱抗拒態度，對內地人流入香港固然很厭惡，對外國人來香港工作，態度也只是中性，不很歡迎，亦無主動吸引人才的政策。香港人逐漸產生出一種圍城心態，覺得自己很好，不想其他人到來搶飯碗，當一個城市沒有開放性，還如何進一步國際化呢？即使以國際化發展空間而言，我還是看好深圳多於香港，因為深圳的進步空間還很大。
至於人的特質，內地的農村和城市的發展有差距，農村較落後。中國每年產生的大學生達到800萬，而當中有很多大學生來自較為貧困農村，他們的特質就是饑渴，他們的夢想就是進入大學，畢業後在大城市工作，便可以在人生階梯上大幅爬升，徹底改善生活，成為家鄕光宗耀祖的尖兵。反觀香港，年青人都在溫室長大，成長環境富裕，父母們努力工作，但對子女的口頭禪往往是：「咁辛苦？不如唔好做啦！」年青人的戰鬥力便大大減弱。
我看李光耀的回憶錄，書中講新加坡獨立之後，他如何為新加坡打拼，在國際間爭一席位，可以說是用「不擇手段」來形容，什麼生意都去搶，對新加坡有利就瞓身去做，絕不挑食。若用新加坡的思維放諸香港身上，絕對不會放鬆對內地的生意，搶內地的生意、搶內地的人才之餘，同時也不會放過國際的生意和人才。若香港決定不想與內地融合，不做或者少做內地生意，只著眼於與外國人做生意，這是很天真的想法。因為在外國人的眼中，香港只是中國南部的其中一個開放的城市而已，他們來香港做生意，只是把香港視作進入中國的跳板，認為香港是中國的代表。當香港脫下這個代表身分，吸引力就大打折扣，外國人為什麼不去新加坡要來香港呢？
國際舞台是一個割喉競爭的森林，要博到盡去搶食。香港人一味揀飲擇食，只想發展自以為是的理想模式，是永遠不會成功的，搞政治如是，搞經濟也如是。香港如今的問題，是很多不同年齡的人都在追尋空想，不肯面對現實，最後會撞在一塊鐵板之上。
盧永雄
中央高規格宣示深圳要搞改革的「先行示範區」，我為此感到神傷，恐怕這是香港由盛轉衰的轉捩點。有朋友叫我不要多愁善感，杞人憂天，他們認為香港還會很好，深圳不能取代香港。
他們抱一種「香港獨特論」，認為香港是全世界最自由的經濟體，深具特色，蘊積豐厚，只要外人，包括阿爺不要搞香港，讓香港自行發展，香港便會很好。我近日一直問自己一個問題，香港是真的這樣獨特嗎？
香港能夠從一個小漁村，發展成今天的頂級國際大都會，歷史的緣起是英國人看中香港的港口水深港闊，希望利用香港位於中國南方的獨特地理位置，打開與中國通商的大門，就借鴉片戰爭，硬要中國割讓香港。
要拆解香港的成功因素，主要有三個方面。第一是制度。香港是自由港，實行英普通法制度，發生商業糾紛，都按國際規格處理。外地人來香港做生意，見到此地有其慣用的國際法律標準，的確會吸引他們來香港。但如今連番暴力示威，特別是堵塞機場，已令外地人心寒。香港人自己不尊重法制，正在破壞香港的核心價值，恐怕將來外國公司研究是否在香港設立地區總部，也會考慮這些因素。
第二是人。一個地方要發展成功，必定要匯聚各種的人力資源。香港在1949年中國解放的時候，先吸收了大批來自上海的工業家帶來的技術和資金。到七十年代，戰後的第一代年輕人開始長大，他們很多人在小時候生活貧困，一家8、9口住徙置區，捱夠了全屋人圍著一張小桌吃一碟菜送白飯的苦日子，能夠在工廠做個打工仔，賺那200元一個月的工資，已經覺得人生充滿希望。這就是香港的「搵食主義」拼發的年代。到了八十、九十年代，香港新生代大學生開始大量投入職場，更高端的服務業也開始發展起來。
當年抱著「搵食主義」的年青人，只專注於賺錢，是香港發展的生力軍。但現代年輕人，聽到「搵食」兩個字，都覺得相當「老套」，他們要追求政治理想。但現實點看，追求政治理想的意識型態，並不太切合一個拼搏向上型的經濟體。香港現時也抗拒外地人才流入，特別反抗內地的人才。
第三是資金。中國自1949年建國至2001年「入世」之前，還是一個相對封閉的經濟體。中國即使在革命風起雲湧的年代，仍然不願意收回香港，主要是因為毛澤東對香港抱有長期利用的打算。說白了，就是明知中國封閉，要留香港作為一個窗口，讓資金和物資的流入。到2001年中國「入世」之後，內地充滿活力的城市群大量崛興，北京、上海、廣州、深圳，以至沿海城市都發展得異常蓬勃。當時的內地人都想多與香港合作，從而學習香港的處事方式和吸納香港的資金，現時已經變得不再想與香港合作，怕香港分薄了他們的商業機會。廣東省是其中的典型，在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的時候，廣東省還想與香港合作搞港珠澳大橋，當時香港還很「高竇」，不想搞。但到了2003年香港爆發「沙士」，香港重拾這個建議，廣東省政府已不想再建這條大橋，最後要靠中央硬逼，才能成事。
2003年內地開放自由行，中國人當時剛富起來，都想往外走吸些自由空氣，富人在境外的大城市買樓居住，成為一時風尚；旅遊購物，買名牌也是每年幾次的指定活動。香港既深受其惠，也受其苦，因為這樣一個小小的地方，要承一年幾千萬的旅客，難免逼爆。再加上香港處理不當，港人在反抗內地遊客情緒當中，孕育了濃厚的反中思想。
經過這次的反《逃犯條例》風波，尤其是經歷了暴民在機場圍毆內地旅客和記者之後，內地人與香港人已經出現了一道鴻溝，內地人覺得香港人仇視他們，已不把香港當成自己人。內地源源不絕對香港挹注資金的狀況，勢將改變。所有的幸福，都不是必然的。
在現今世界，水深港闊的地理環境，已不再重要。香港的搵食一代已成過去，追求政治理想的一代冒起，再加上內地人與香港人的鴻溝漸現，內地流入香港的人才和資金都會減少，香港的優勢正大幅衰退。香港這樣龐大的經濟體，要每年維持2%以上的增長，需要有大量新增資源投入和大量新的商業機會湧現，才能達標。單是生意不增，香港已經很痛，如果生意還要減少，而且是持續地減少的話，我看不到香港所謂的獨特性，會有多真實。
在這場風暴當中，參與的群眾固然風起雲湧，而精英階層袖手旁觀，也是一個致命因素。而袖手旁觀的背後，就是覺得香港很獨特的心態所造成。再加上精英都十分富有，忍痛能力很高，香港的覺醒期，會非常漫長，要等到港人發覺香港並沒有那麼獨特，可能要到一、二十年之後，不過到覺醒的時候，應該已經太遲了。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