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昨日提出四大行動 1.正式撤回修例 2.委任兩名新成員加入監警會 3.政府高官走入社區聽民意，搞對話平台。 4.邀專家學者研究深層次問題。這些建議能否止暴制亂，還需拭目以待。
社會反修例的聲音很響亮，另一邊的聲音就無人代表，但不等如這些聲音不存在。上週六晚暴力示威者到處流竄，當他們坐地鐵去到太子站的時候，便和車內的中老年人爆發衝突。這其實只是在一列地鐵車廂內的一個隨機的處境，證明了社會上也有一大批反對暴力示威的市民。我與不同的中老年人談過，他們對近期的暴力示威不滿。
第一是失去了安定的自由。有一位八十多歲的婆婆，每次在電視上看到有人堵塞馬路和投擲汽油彈，都十分不滿。由於她住在荃灣區，暴力示威者經常搞到這個地區。她對暴力示威者的最大不滿是他們破壞了香港的安定。她提到1930年代的抗日戰爭，說當年日軍打到她家鄉所在的廣東農村，燒了她家儲存糧食的小倉庫，從此一家人便要挨餓，一家人吃完家裏的木瓜樹上的木瓜之後，把樹砍掉，把樹心挖來吃充饑。她的兩名弟弟餓到腳也腫了，後來全靠村裡的「大天二」（即黑社會）好心分給他家一些糧食，才不致全家餓死。她說自己後生時在香港也挨得很辛苦，好不容易晚年有一個比較安定的環境，但卻被現時的暴力示威者破壞了。
她氣憤地說：「示威嘅人搞搞震！搞嚟搞去只係搞到啲窮人，你驚會搞到啲有錢佬咩？」的而且確，富豪的錢食十世都未食完，暴力示威搞到經濟不好，他們只係賺少一些，窮人就手停口停。持續的示威活動，最後會令到廣大市民的生活大受影響，這個道理連80多歲婆婆也明白，但示威者卻不理會。
第二是失去搵食的自由。示威已搞了很長的時間，對經濟已造成嚴重的影響。旅遊業、飲食業、零售業等都受重大損害，已有很多酒樓倒閉。傳媒想訪問已倒閉酒樓的老闆和員工，他們也不敢出鏡，怕樣貌曝光後會被起底和網上欺凌。在8月5日的所謂「三罷運動」，很多年青的示威者阻礙港鐵開動，他們在很多列車上與乘客發生嚴重口角。有些乘客說：「我哋唔返工，邊有錢養你哋？」反對派搞罷工活動不太成功，他們唯有堵塞交通工具，阻礙別人上班。這是一些人在行使其政治自由的時候，嚴重侵害他人搵食的自由。
第三是失去免受政治污染的自由。9月2日開學日，示威者發動罷課。有朋友見到當年他的兒子當年很想報讀的名校都在罷課，他很慶幸兒子入讀了一所Band 2學校，該學校相對平靜。另一位朋友的女兒正在讀幼稚園K2，該幼稚園雖然沒有罷課，但老師卻在課堂上講解罷課的事情，小女兒回家問她為什麼她不可以罷課。試問4歲的小朋友，心智有多成熟，可以理解這些政治事件呢？朋友控訴向心智未成熟的小朋友灌輸政治理念，無異於洗腦。
警方上周六在太子站內拘捕了一名13歲的學童，他的背包內便發現藏有汽油彈。究竟這名少年的思想受了什麼影響，年紀這樣小便帶著汽油彈去示威呢？為什麼那些支持學生罷課的政團，不解釋一下他們有什麼權利在學校灌輸其政治理念？到底家長是否可以選擇子女在學校免受政治污染的自由呢？
暴力的、違法的示威者，就是把自己的政治理念無限放大，標榜成公義，然後肆意侵擾別人的自由，透過干擾別人自由去癱瘓政府，以達致其政治目標。政府在注重示威者的意見的同時，如何保障到基層小市民的自由不會受到侵害，有安定的生活呢？
盧永雄
香港這場暴亂久久不散，表面上是政府無回應到反對派的訴求，但如果整場運動的主旨是反對逃犯條列的話，政府實質上已經放棄了修例，已回應了最大訴求，暴亂未息除了因為年青人的憤怒情緒之外，也源於幕後人想策動推翻政府的亂局。
我跟一位了解1967年暴動的高人傾過，他憶述說當時的暴動遠比現在的劇烈，因當時是戰後廿多年，大批新移民教育水平好低，戰後一代不少人未受高深教育，民風彪悍，說白了就是不怕死。再加上暴動背後有內地文革背景，有豐厚的意識型態土壤，示威者清楚打出反殖民主意的旗號，很快就用極端的恐怖手段，製造土製炸彈攻擊，所以當年港英政府的抗暴形勢遠比現在的凶險。即使當年英國政府內部有主和派及主戰派，但都只是程度及手法不同，基調仍然是要「打暴動」。
現在街頭的暴力示威者弱了，但政府同樣亦弱了。現在看不出政府有一條心去打暴力的心理狀態，經常在打與和之間猶疑，想和談的主要動機除了受「和理非」的理念影響之外，很多高官背後的考慮是自己的民望。滲入了民望的考慮因素，令很多人都唔願意出來打仗，只抱各家自掃門前雪的心態，遇到政策建議，第一個反應是：「咁樣會唔會俾人鬧架？」。政府核心高官如是，政府其他部門以致其他公共機構亦有樣學樣，變了一盤散沙，抗暴不力。我覺得這個「民望論」的分析甚有見地，結果產生幾方面的影響。
第一：行動動機。如果政府的行事動機只是為了維持民望，他們自自然然對所有「硬」的事情都不願意做，或者做了都不願意出來講，但遇上「軟」的行動便爭着做，做不到便說只是其他人不讓他做。動機錯了，難有所成。
第二：戰略部署。如果政府高官的心只是放在自己維持民望之上，或者存心想做軟性功夫和「和理非」交差，就不會在戰略上全面統籌打好抗暴戰。上面提過的熟識67暴動的高人講起，抗暴戰如行軍打仗一樣，要有精密的部署，當年英國調動了軍情人員來港協助港督戴麟趾。打擊暴力首先將比較和平的示威者與核心的暴力示威者分離，然後好精準地打擊核心暴力示威者，切斷其領導、資金、人手、溝通宣傳網絡。打擊後要有跟進支援，組織好法庭快捕﹑快審﹑快判。其實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是完全可以用公眾利益為理由，定出判刑指引，要因應現時暴亂情況，指示各級法庭的法官不要批准涉及暴動等重罪者保釋外出，審訊時要從重判刑，甚至可以組織特別法庭加快審判。這既可以大大減少最激烈的示威者人數，亦可挫傷對方的銳氣。這些行動需要特首帶頭去組織，聯同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及律政司司長部署進行。如果政府的心思不是放在打暴動之上，只是刻意求和，又怎會部署法庭作這些超常規行動呢？
第三：影響。即使不動用緊急法，特首本來已有好多工具及權力可打擊暴力，但特首及其高層官員的打擊暴力的意志薄弱，就不會運用那些權力，影響很壞。即使形勢逼使到警隊及部份公共機構要出手打擊，但事前無部署，事後無跟進，就變成事倍功半，打一打又放軟，令那些極端暴力份子及其幕後組織者，有很多空間去喘息抖氣，重整旗鼓再進攻。
結論是政府要立定打暴力的決心。即使從民望的角度，社會上支持反對派和建制派本來是6成與4成之比，但特首的民望只得兩成，連建制派都有一半以上不支持特首，已到一個輸無可輸的境地，何不放手一博？當然更重要的是在歷史轉折的大時代，做好件事，比搞好自己民望，重要一千倍，這亦是對社會大眾最好的交代。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