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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國興衰 應運而生

博客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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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國興衰 應運而生

2020年01月07日 19:34 最後更新:20:21

我十分愛讀歷史,相信鑑古可以知今。上週日看了一條歷史紀錄片,內容講1945年2月在蘇聯克里米亞半島召開雅爾塔會議。會上,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首相丘吉爾和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史太林拍下的歷史照片,震動世界。當時德軍敗象已呈,而美日戰爭有點膠著。三巨頭想盡快結束戰爭,並且重劃戰後世界的新秩序,便在雅爾塔召開高峰會議。其後成立的聯合國,蘇聯瓜分東歐並插手中國東北,都是在這個會議上敲定的。

在雅爾塔會議期間,美國總統羅斯福(中)、英國首相丘吉爾(左)和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史太林(右)拍下的歷史照片。

在雅爾塔會議期間,美國總統羅斯福(中)、英國首相丘吉爾(左)和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史太林(右)拍下的歷史照片。

雅爾塔會議之後,史太林沒有遵照會議的密約快速插手東歐,羅斯福寫信向史太林抗議,但在幾日之後病故,邱吉爾則意外地在選舉中落敗,那幀三巨頭鼎足世界的照片,頓時成為歷史陳跡。同年8月美國在日本投下兩枚原子彈,日本投降,終止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二戰是西方世界霸主轉換的分水嶺,戰後美國取代英國,成為西方龍頭大佬。歐洲是二戰的主要戰場,英國首都倫敦遭德軍炸個稀巴爛,國家負債累累,「日不落國」分崩離析。美國由於國土孤懸海外,沒有受到戰爭影響,還因為戰爭帶來大量軍工用品出口發了大財,並吸納大量德國猶太人的人才和資金,有錢有人才,就在戰後崛起,成為西方世界的霸主(德國猶太人愛因斯坦就在1940年移居美國,並提醒美國總統羅斯福德國正在製造新型大威力炸彈)。美國人並不是特別聰明,但有地運,美國成為西方世界的領導,真的是「應運而生」。

而橫垮歐亞兩大洲的蘇聯,則鯨吞了大片土地,亦成為二戰的大贏家,在戰後與美國分庭抗禮,成為世界兩霸。

三元九運歷經180年。

三元九運歷經180年。

早前我講《易經》,亦提及三元九運,基於星體輪轉,每180年形成一個大運,當中包括3個60年(甲子),分為上元、中元、下元,每一元有3個運,一運20年。很奇妙地,用三元九運的循環來看歷史,經常會看出當中的大趨勢。不過,千萬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向神秘和迷信的方向,以為是命令甚至必然。「善易者不卜」,《易經》告訴我們世界經常在變化,沒有事物是恆定的,要觀察其變化的趨勢。而三元九運的循環,剛好可以用來印證國家社會起落升沉的很好分析工具。而「善易者不卜」的意思是說,如果你讀通《易經》,有觀察趨勢變化的能力,單憑自己的分析,已經可以掌握到變化的趨勢,根本不需要求籤問卜。

我們現身處的三元九運,起於1864年,終於2043年。看中國的運程,在對上一個三元九運末段,明顯交上惡運,1840年發生了中英「鴉片戰爭」,開始了連場敗仗之始。至於西方交好運,而中國行衰運的關鍵,是在於英國人瓦特在1776年發明了蒸汽機,帶出西方的工業革命,在生產力和軍事能力方面都能快速提升,科技興國,迅速地由農業社會變成以製造業為主的社會。而中國還停留在落後的農業社會階段,閉關鎖國,對外界飛躍發展懵然不知,最終被西方列強侵略,搞得國貧民弱。

進入現時的三元,由1864年至1923年的首個甲子(即上元),也是中國快速衰敗的時代,直至上元的末段,中國的運勢開始改變,於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1911年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滿清,但在民族獨立和國家發展兩方面都接近交白卷,執政期間大部份時間由軍閥割據,令中共乘時而興。中國由1924年至1983年的中元,主要是建立一個統一的新興國家,走民族獨立的道路。中元的初中期,中國與蘇聯貌似友好,其實是貌合神離,直至1969年發生「珍寶島武裝衝突事件」,中蘇決裂白熱化,蘇聯甚至威脅中國進行核打擊。中國在中元的末段,開始走出一條與蘇聯決裂,與美國和解的道路,最具標誌性的事件,就是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遜訪華。美國在中元如日方中,而蘇聯就外強中乾步向衰敗,中國當年捨蘇取美,亦開始轉運。大國興衰,應運而生,歷史看似偶然,其實運勢輪轉,似屬必然。(明天待續)

盧永雄

早前寫過《易經》,講述易經的要義是變易,核心的道理是「隨流順變」。話口未完,新年一到,變化就來,中央宣佈原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免職,由駱惠寧出任中聯辦主任。

很多人都歡迎變化,但是在變局初現的時候,究竟趨勢如何,變向何方,人們往往都是循著自己主觀願望而推測,有時會顯得一廂情願。例如,看見中聯辦主任換人,特別是新任中聯辦主任駱惠寧有搞經濟方面的背景,就認為中央會以經濟懷柔手段處理香港問題。

渴望懷柔政策將至,是很多人的主觀願望,即是庝痛時立即食止痛藥,就算病沒有醫好,總言之能壓住痛感,自我感覺就會變得良好。現在西方很流行這種食止痛藥的政策,例如經濟出現問題,不尋求結構的調整,而是大量放水,濫印銀紙來掩蓋問題。我不知道新任中聯辦主任的行事風格,但覺得只要留意中國近年的決策走向,對未來發展應可知一二。

習近平主席經常叫大家思考:「從哪裡出發?走了什麼樣的路?現在在哪裡?向何處去?未來是什麼?」。經常思量這幾個問題,對做人做事,建基立業,治國平天下,都相當有用。思考一國兩制的由來,是中央希望用一個靈活的模式,去解決香港、澳門及台灣回歸中國的問題,這就是一國兩制的初心。香港近幾年湧起的港獨思潮,過去大半年出現的混亂,是一種脫軌現象,脫離了一國兩制的正軌,走錯了路。

中央再對香港懷柔,可否令香港重回正軌?抑或只是為政者只為自己眼前的方便,把問題又一次掃到地氈底裏去呢?

香港應該向何處去?去年11月中央的四中全會,已經給出答案。四中全會罕有地詳細講到香港、澳門問題,提出了一系列工作、任務及要求,相信是中央為醫治一國兩制脫軌病變開出的藥方。當時提出5項要求包括:第一,堅持維護憲法及基本法,確定特別行政區的憲制秩序,完善憲法及基本法實施的制度機制。第二,完善中央對特區主要官員及任免制度及機制,完善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的解釋制度及依法行使基本法賦予中央的各項權力。第三,是建立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及執行機制,支持特區政府強化執法力量。第四,完善港澳融入港澳大灣區的建設。第五,是加強香港、澳門的公職人員及青年人對憲法及基本法,國情教育及中國歷史文化教育。

四中全會提出這五項工作,等於針對香港的5個缺項,相信新任中聯辦主任駱惠寧會按四中全會定下的對港政策思路,開展工作。簡而言之,焦點是完善中央對香港全面管治權,不讓港獨及違法暴力的思潮有萌芽發展的空間。

新任中聯辦主任駱惠寧的出身是政治型幹部,曾經於青海及山西出任省委書記這個一把手的職位,這是歷任中聯辦主任所無的經歷。在中國的政治體系裏,地方大員的豐富執政經驗,善於處理極艱難的地方管治問題,有利全面執行中央對港政策。

更加重要是新任中聯辦主任坐鎮中央對港的最前線,對香港的一舉一動,完全瞭如指掌。有人話過去半年,半個國務院搬到深圳去,因為幾大重要部門的主管都長期留駐深圳,協助處理港澳問題。但這只是權宜之計,不能成為常態。新任中聯辦主任駱惠寧來到香港之後,會直接抓中央對港政策的落實。

要隨流順變,首先要摒棄自己的主觀願望,客觀探索中央對港的決策思維,才會看到變化真正走向,而不是胡亂期望中央派人到港,派一些優惠香港的懷柔政策。如果簡單地派糖可以解決問題,相信香港過去半年,就不會亂成這樣了。

盧永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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