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炒家反手」的決策模式

武漢大力提高防疫級別，由周五零晨開始，停止全市主要公共交通， 而機場和火車站離境通道，暫時關閉， 大幅減少了在市內和流出武漢的人流。

在農曆新年的春運期間， 在中央指示下武漢急速煞停離開武漢回鄉的人群， 這是非常大膽的決策。有朋友的即時的反應是，武漢如此誇張手法， 會惹起恐慌。我認為這樣看錯了重點。 如今的重中之重是如何遏抑新型冠狀病毒在全國散播， 其他一切考慮都屬次要。

過去，在疫症擴散的時候，決策者大多怕惹起恐慌、怕小題大做、 怕影響經濟…怕這樣怕那樣，怠慢忘身，禍災乃作。 無論是香港的反修例風波，或者是對抗新疫症的散播， 事件苖頭初起時，只是一件小事，但小事慢慢鬧大， 由小風波變成大戰爭，這是典型的溫水煮蛙的過程， 決策者頭腦轉不過來，決策者往往繼續用和平時期的手段， 去應付一場戰爭，結果永遠落後於形勢，讓危機不斷地擴散。 決策者如何可以跳出溫水，不被煮熟，並不是一個容易解答的問題。

政府官僚決策往往帶有「漸進主義」（Incrementalism）的特色。這個決策理論由美國政治科學學者查爾斯. 林布隆（Charles Lindblom）提出。 林布隆指出很多人認為政府決策是基於理性主義， 認為政府每時每刻都會考慮各種可能因素，作出理性決策。 其實這種的想法偏離現實， 政府官員的決策並不是一個完全理性的過程， 很多時只是對以往的決策不斷補充和修正，漸進地作出一些適應。 講白一點講，就是小修小補，不會做出大動作。 原因是政府做出大動作的行為， 很容易會招致各種類型的批評和指責。

我如果是做學術研究，會提出一個「炒家反手」的決策理論。 在股市的大炒家，當他看好股市上升，會買入期指，誰知看錯了， 期指一開市便下挫，跌了200點。一般的散戶通常都「不信鏡」， 會堅持自己的觀點，會繼續看好，甚至加注做好倉去「溝淡」。 但專業大炒家遇上做好倉卻跌200點的處境，會忍痛平倉， 還會反手造淡倉。若大市進一步下跌，他們不但可以回本， 還有可能「贏突」。 

我與擅於此道的專業炒家談過，他說當大市的走勢與自己期望相反， 一開始逆走已證明是看錯了。一般的散戶只憑著個人的願望， 希望形勢逆轉， 而專業炒家則認為不理想的走勢有自己不了解的因素， 最好的做法是順勢而行，反手來做。

把這個理論套入政府決策當中，政府一般決策是按「漸進主義」 的方式行事，這種做法最少爭議。但當遇到一些特殊的情況， 當危機的苖頭持續出現時，政府見到勢色不對，就應該馬上設定「 臨界點」，一到臨界點就要改變既有決策模式，換入戰爭思維， 以前怕人罵、不敢做的事情，要馬上做，才有機會阻檔災難擴散。

作為一個期指的炒家，可以設定輸280點(大約1%)作為臨界點 ，一到臨界點就反手。作為面對修例風波的特區政府官員， 原本可以設定某種暴力程度的示威、例如掟汽油彈， 作為扭轉政策的臨界點。作為面對新型流感的內地官員， 可以把新型流感出現人傳人(證明病毒進一步變種適應人體傳播)、 或者以醫護人員受感染作為臨界點，全面提高抗疫級別。 估計中央在上周知道武漢有十多名醫護受感染，就高度介入， 指示武漢用最嚴厲的手段抗疫。

控疫手法愈嚴，能成功控制的機會愈大， 雖然現在很難說這場新型流感一定受控， 但可以說受控的機會提升了。順帶一提的是內地比較專制， 其實這有利防疫，試想如果香港要所有地鐵、巴士甚至的士也停駛， 市民一定嘈到拆天。早前特區政府因應疫情，提出修訂《 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將嚴重新型傳染性呼吸系統疾病， 納入為法定須呈報的傳染病。 本身是醫生的反對派立法會議員郭家麒卻質疑沒清晰準則去判斷， 卻要將病人和家屬、同事都隔離，或影響香港的貿易或旅遊業云云。 小小事都有人大力反對，香港根本很難做到武漢那樣嚴厲。

你看澳門，特首賀一誠已決定取消所有在新春期間舉行的農曆新年慶祝活動，發燒的人不准離澳，若疫情加劇，更不排除關閉賭場。若新型流感在港擴散，特區政府有無足夠警覺性去抗疫，本地脆弱的政治環境是否可以抗疫，實在令人懷疑。港府在晚上宣佈取消西九的新春演，政府未來的行動要加快啊！

盧永雄

武漢爆發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持續擴散，現在是國內農曆年的春運高峰，如何在這樣大規模的人口流動潮下控制疫情，是中國政府要面對重大挑戰。而2002年底開始的沙士防治經驗，絕對可以借鑒。

2002年11月16日，廣東省佛山市禪城區確診第一宗不知名的肺炎。佛山第一人民醫院向疾控中心報告病症，疾控中心展開流行病學調查。但是，由於這種新型肺炎並不屬於中國當時的《傳染病防治法》所規定的35種傳染病，因此當地的疾控中心並沒有向國家上報。其後疫情擴散到河源、中山，然後在廣州市爆發。國家衛生應急體系建設指導專家王宏偉總結了當年沙士事件的經驗，認為當時「沒有危機意識就是最大的危機」。

今次疫情的爆發的時間點與當年的沙士很接近，都是在11、12月。回顧當年沙士爆發的經驗，春運是一個關鍵，中國的春運是世界上最大規模的人口流動，去年的春運，全中國旅客來回發送量便達到29.8億人次，單是使用鐵路的，便達到4.1億人次， 病毒可以透過大規模流動的人口迅速擴散。而北京是中國的首都，也是交通四通八達的樞紐城市。專家估計當年的沙士病毒就是由廣東省流轉到山西，再進入北京，自從北京出現從山西流入的首例沙士感染個案之後，北京成為疫情的中轉站，向全國擴散。除了新疆和黑龍江之外，全國大部分的地區都未能倖免，而位處北京附近的華北區成為重災區。當年未能控制疫情在春運期間向中轉城市擴散，成為了疫情大爆發的根源。

沙士這個散播經驗，讓人類上了寶貴的一課。當年病發來源不清，傳播路徑不明，但有不少人輕信「可防可控」，沒有使用最高規格來防範戒備，鑄成大錯。

總括當年防治沙士的經驗，由於武漢市有最多人受到感染，第一要務是防止帶病毒者從武漢流散到各地。因此，政府如今採取措施減少進出武漢的人流，是減低病毒散播的最好方法。而重點的交通城市如北京，更要極度嚴格設防，以免成為疫情擴散的中轉站。香港的情況也是一樣，如何加強人流進出口的檢疫，特別是針對從武漢來港的飛機航班和火車檢疫，至關重要。

其次是醫護人員要有極高的戒備。目前被感染的15名武漢醫護人員，主要來自腦外科，而不是傳染病科。有一名病人在腦外科做手術，當時並沒有肺炎的跡象，他在手術完成之後才病發，結果感染了照顧他的醫生和護士。在疫情快速擴散的情況下，整家醫院其實都要高度戒備，不能只把重點放在傳染病科。香港當年的例子也是一樣，雖然廣州來港的「超級播毒者」劉劍倫到廣華醫院就醫，但廣華醫院的醫護人員受到感染的反而較少，疫情並沒有在廣華大爆發，主要原因是廣華醫院的醫護人員已做好高度戒備，很快地把劉劍倫送入負壓病房（即連通風系統也受到隔離、令病毒不易擴散的病房）。但另外一些受到感染的病人進入威院，由於院方防禦不足，疫情便在威院大爆發。

第三，透明度至關重要。2002年的沙士，由11月發現初例到翌年5月在國內及香港大爆發，期間相隔了半年的時間。事後看，一定是有些地區有瞞報和危機意識不足的問題。一場疫症，讓它有半年時間傳播，最終的大爆發不可避免。今次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只發生了一、兩個月，病毒已得到醫學確認，並通報全球，作出了高度防疫，是成功阻截危機的第一步。在疫情擴散的時候，透明度至關重要，不能夠考慮一個城市、一個省甚至一個國家可能因為防疫而帶來的經濟損失，阻慢了疫情的通報，最後令全國以至全世界深受其害。內地有意找了香港傳染病專家袁國勇出任衛計委高級別專家組成員，加強透明度的動機顯而易見。

政府官僚決策有一個特色，有時並非隱瞞，只不過是因循。即過去的做法是這樣，現在也是這樣，遇上重大危機，例如戰爭的時候，也不懂得換腦、換思維。在這場抗疫戰爭當中，要跳出因循的思維，用打仗的心態去抗疫，才有機會成功。有危機意識，至關重要。

盧永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