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流感來勢洶洶，除了中國大陸之外，各地政府都在思量如何不讓疫症蔓延到本土。
防疫就如戰爭，目的是要阻斷病毒的傳播。病毒不斷地社區流散，一代又一代地在人體內繁衍，會越來越適應人體的免疫系統，變得越來越毒。一些身體特別虛弱的長期病患者，例如需要洗腎的腎病病人，由於免疫力弱，病毒會在他的體內大量繁殖，若他在社區內四處行走，就會成為超級播毒者。2003年沙士，淘大花園E座有一名住客，就是經常到需要到醫院洗腎，結果感染了沙士，懷疑他的排泄物亦存有大量病毒，經污水系統散發的小水滴，或者在洗澡時，沾染病毒的水霧，把病毒散發到鄰近的住客。
港大微生物學系教授管軼說，這次新型流感的爆發情況，是沙士時的十倍，又話當年的沙士有六、七成是由超級播毒者所散播，而現時這場新型流感的傳播情況不明。我不太理解他這個十倍的數字是如何計算出來的，至於「沙士有六、七成是由超級播毒者所散播」，這頂多是香港的情況，當時內地如廣州或華北等地，根本沒有這個數據。德國權威病毒學者德羅斯登（Christian Drosten）表示，照目前跡象來看，武漢肺炎的疫情不會比沙士嚴重，他相信中國政府有能力阻止這種新型病毒的傳播。
我們要高度防禦這場新流感的戰爭，但對於一些沒有根據的評估，毋需過分恐慌。
政府的防疫，不外兩個維度，一個是落後和超前，另一個是防疫手法是嚴厲或者寬鬆。如果防疫措施落後又寬鬆的話，便會令到疫情失控。所以，在未受到新病毒感染的地區，如何超前防備，是最重要的事情。至於那些已受到感染的地區，已不再有超前防禦的機會，只能夠用嚴厲的手段去阻斷病毒的散播途徑。以武漢為例，已經失去了超前防禦的機會，惟有以極其嚴厲的措施，阻截病毒繼續在社區中散播。在中央的建議下，武漢封城，只能進不能出，不讓病毒由武漢散播到各地，減少中國其他地區以至全球受到武漢帶病毒者傳染的機會。另外，武漢市內的公共交通亦全部停止，的士和網約車也只能維持很有限的服務，因為大部份都用作政府緊急調用。
武漢這種極其嚴厲的防疫手法，在西方社會很難做得到，而香港比西方更開放，反對派的力量更強，輿論環境更具敵意。試想一下，特區政府如果學武漢規定全民外出一定要戴上口罩，否則拘捕判罰，香港隨時暴動，或者有例而不能執行。看武漢的現況，市民很聽話，都留在室內，往常繁忙的大街，已變得空無一人，沒有見到激烈的反政府的行為。政府的嚴厲措施，遇上比較合作的市民，才會收到較好的效果，也會令副作用減輕。
在未有大規模受到病毒感染的城市，包括內地大部份地區、香港以至世界各地，首要任務是要超前防禦，其中一個做法是要盡量提醒民眾做好預防措施，減少到人流密集的地方。在內地，所有的新春大片，已從春節檔期撤下來，相信此舉不是院商怕沒有人入場，而是政府建議所致。因為沒有大片可看，減少人民在戲院這種密閉的環境聚集，便可以減少感染的機會。
大家再看看澳門，政府除了取消大型活動之外，更公佈所有非高等教育學校，年假延長至2月10日，學校是另一個流感容易傳播的地方，因為學生互相觸碰，很容易受到感染。澳門再決定停止所有到內地的旅行團，預計有4000人受影響。澳門政府的做法相當嚴厲而且超前。
反觀香港的狀況，講好聽一些，是恰到好處，講難聽一點就是沒有超前防禦。幸運的話，這種恰到好處的手法，是付出最小的代價也可以防疫；但若不夠運，由於措施既不超前也不嚴厲，防疫能力不足，疫情爆發。香港已被反修例事件重創，如果再來一場失控的流感，已經奄奄一息的經濟，再蒙受巨大的打擊，後果不堪設想。政府如何超前決策，使用更嚴厲的手法去壓抑流感病毒的散播，是急不容緩的事情。
盧永雄
武漢大力提高防疫級別，由周五零晨開始，停止全市主要公共交通， 而機場和火車站離境通道，暫時關閉， 大幅減少了在市內和流出武漢的人流。
在農曆新年的春運期間， 在中央指示下武漢急速煞停離開武漢回鄉的人群， 這是非常大膽的決策。有朋友的即時的反應是，武漢如此誇張手法， 會惹起恐慌。我認為這樣看錯了重點。 如今的重中之重是如何遏抑新型冠狀病毒在全國散播， 其他一切考慮都屬次要。
過去，在疫症擴散的時候，決策者大多怕惹起恐慌、怕小題大做、 怕影響經濟…怕這樣怕那樣，怠慢忘身，禍災乃作。 無論是香港的反修例風波，或者是對抗新疫症的散播， 事件苖頭初起時，只是一件小事，但小事慢慢鬧大， 由小風波變成大戰爭，這是典型的溫水煮蛙的過程， 決策者頭腦轉不過來，決策者往往繼續用和平時期的手段， 去應付一場戰爭，結果永遠落後於形勢，讓危機不斷地擴散。 決策者如何可以跳出溫水，不被煮熟，並不是一個容易解答的問題。
政府官僚決策往往帶有「漸進主義」（Incrementalism）的特色。這個決策理論由美國政治科學學者查爾斯. 林布隆（Charles Lindblom）提出。 林布隆指出很多人認為政府決策是基於理性主義， 認為政府每時每刻都會考慮各種可能因素，作出理性決策。 其實這種的想法偏離現實， 政府官員的決策並不是一個完全理性的過程， 很多時只是對以往的決策不斷補充和修正，漸進地作出一些適應。 講白一點講，就是小修小補，不會做出大動作。 原因是政府做出大動作的行為， 很容易會招致各種類型的批評和指責。
我如果是做學術研究，會提出一個「炒家反手」的決策理論。 在股市的大炒家，當他看好股市上升，會買入期指，誰知看錯了， 期指一開市便下挫，跌了200點。一般的散戶通常都「不信鏡」， 會堅持自己的觀點，會繼續看好，甚至加注做好倉去「溝淡」。 但專業大炒家遇上做好倉卻跌200點的處境，會忍痛平倉， 還會反手造淡倉。若大市進一步下跌，他們不但可以回本， 還有可能「贏突」。
我與擅於此道的專業炒家談過，他說當大市的走勢與自己期望相反， 一開始逆走已證明是看錯了。一般的散戶只憑著個人的願望， 希望形勢逆轉， 而專業炒家則認為不理想的走勢有自己不了解的因素， 最好的做法是順勢而行，反手來做。
把這個理論套入政府決策當中，政府一般決策是按「漸進主義」 的方式行事，這種做法最少爭議。但當遇到一些特殊的情況， 當危機的苖頭持續出現時，政府見到勢色不對，就應該馬上設定「 臨界點」，一到臨界點就要改變既有決策模式，換入戰爭思維， 以前怕人罵、不敢做的事情，要馬上做，才有機會阻檔災難擴散。
作為一個期指的炒家，可以設定輸280點(大約1%)作為臨界點 ，一到臨界點就反手。作為面對修例風波的特區政府官員， 原本可以設定某種暴力程度的示威、例如掟汽油彈， 作為扭轉政策的臨界點。作為面對新型流感的內地官員， 可以把新型流感出現人傳人(證明病毒進一步變種適應人體傳播)、 或者以醫護人員受感染作為臨界點，全面提高抗疫級別。 估計中央在上周知道武漢有十多名醫護受感染，就高度介入， 指示武漢用最嚴厲的手段抗疫。
控疫手法愈嚴，能成功控制的機會愈大， 雖然現在很難說這場新型流感一定受控， 但可以說受控的機會提升了。順帶一提的是內地比較專制， 其實這有利防疫，試想如果香港要所有地鐵、巴士甚至的士也停駛， 市民一定嘈到拆天。早前特區政府因應疫情，提出修訂《 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將嚴重新型傳染性呼吸系統疾病， 納入為法定須呈報的傳染病。 本身是醫生的反對派立法會議員郭家麒卻質疑沒清晰準則去判斷， 卻要將病人和家屬、同事都隔離，或影響香港的貿易或旅遊業云云。 小小事都有人大力反對，香港根本很難做到武漢那樣嚴厲。
你看澳門，特首賀一誠已決定取消所有在新春期間舉行的農曆新年慶祝活動，發燒的人不准離澳，若疫情加劇，更不排除關閉賭場。若新型流感在港擴散，特區政府有無足夠警覺性去抗疫，本地脆弱的政治環境是否可以抗疫，實在令人懷疑。港府在晚上宣佈取消西九的新春演，政府未來的行動要加快啊！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