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疫的超前思維

新型流感來勢洶洶，除了中國大陸之外，各地政府都在思量如何不讓疫症蔓延到本土。

防疫就如戰爭，目的是要阻斷病毒的傳播。病毒不斷地社區流散，一代又一代地在人體內繁衍，會越來越適應人體的免疫系統，變得越來越毒。一些身體特別虛弱的長期病患者，例如需要洗腎的腎病病人，由於免疫力弱，病毒會在他的體內大量繁殖，若他在社區內四處行走，就會成為超級播毒者。2003年沙士，淘大花園E座有一名住客，就是經常到需要到醫院洗腎，結果感染了沙士，懷疑他的排泄物亦存有大量病毒，經污水系統散發的小水滴，或者在洗澡時，沾染病毒的水霧，把病毒散發到鄰近的住客。

港大微生物學系教授管軼說，這次新型流感的爆發情況，是沙士時的十倍，又話當年的沙士有六、七成是由超級播毒者所散播，而現時這場新型流感的傳播情況不明。我不太理解他這個十倍的數字是如何計算出來的，至於「沙士有六、七成是由超級播毒者所散播」，這頂多是香港的情況，當時內地如廣州或華北等地，根本沒有這個數據。德國權威病毒學者德羅斯登（Christian Drosten）表示，照目前跡象來看，武漢肺炎的疫情不會比沙士嚴重，他相信中國政府有能力阻止這種新型病毒的傳播。

我們要高度防禦這場新流感的戰爭，但對於一些沒有根據的評估，毋需過分恐慌。

政府的防疫，不外兩個維度，一個是落後和超前，另一個是防疫手法是嚴厲或者寬鬆。如果防疫措施落後又寬鬆的話，便會令到疫情失控。所以，在未受到新病毒感染的地區，如何超前防備，是最重要的事情。至於那些已受到感染的地區，已不再有超前防禦的機會，只能夠用嚴厲的手段去阻斷病毒的散播途徑。以武漢為例，已經失去了超前防禦的機會，惟有以極其嚴厲的措施，阻截病毒繼續在社區中散播。在中央的建議下，武漢封城，只能進不能出，不讓病毒由武漢散播到各地，減少中國其他地區以至全球受到武漢帶病毒者傳染的機會。另外，武漢市內的公共交通亦全部停止，的士和網約車也只能維持很有限的服務，因為大部份都用作政府緊急調用。

武漢這種極其嚴厲的防疫手法，在西方社會很難做得到，而香港比西方更開放，反對派的力量更強，輿論環境更具敵意。試想一下，特區政府如果學武漢規定全民外出一定要戴上口罩，否則拘捕判罰，香港隨時暴動，或者有例而不能執行。看武漢的現況，市民很聽話，都留在室內，往常繁忙的大街，已變得空無一人，沒有見到激烈的反政府的行為。政府的嚴厲措施，遇上比較合作的市民，才會收到較好的效果，也會令副作用減輕。

在未有大規模受到病毒感染的城市，包括內地大部份地區、香港以至世界各地，首要任務是要超前防禦，其中一個做法是要盡量提醒民眾做好預防措施，減少到人流密集的地方。在內地，所有的新春大片，已從春節檔期撤下來，相信此舉不是院商怕沒有人入場，而是政府建議所致。因為沒有大片可看，減少人民在戲院這種密閉的環境聚集，便可以減少感染的機會。

大家再看看澳門，政府除了取消大型活動之外，更公佈所有非高等教育學校，年假延長至2月10日，學校是另一個流感容易傳播的地方，因為學生互相觸碰，很容易受到感染。澳門再決定停止所有到內地的旅行團，預計有4000人受影響。澳門政府的做法相當嚴厲而且超前。

反觀香港的狀況，講好聽一些，是恰到好處，講難聽一點就是沒有超前防禦。幸運的話，這種恰到好處的手法，是付出最小的代價也可以防疫；但若不夠運，由於措施既不超前也不嚴厲，防疫能力不足，疫情爆發。香港已被反修例事件重創，如果再來一場失控的流感，已經奄奄一息的經濟，再蒙受巨大的打擊，後果不堪設想。政府如何超前決策，使用更嚴厲的手法去壓抑流感病毒的散播，是急不容緩的事情。

盧永雄

黎智英案進入戲肉，但由於審訊曠日持久，外界的注意度下降，但近日從犯證人、律師助理陳梓華的作供非常有爆炸性，主要有幾個方面。

第一， 揭露「支爆」大計。之前作供的李宇軒由於無直接接觸黎智英，因此他間接引述黎智英或黎智英助手Mark Simon的說話，只屬由第三方聽到的「聞說證供」(hearsay evidence)，較易受到挑戰。但陳梓華是和黎智英有直接接觸的人，曾和黎智英見面3次，包括一班人2020年年初在台北開過會，並有不少和黎智英直接溝通的電話短訊，所以他的供詞不是聞說證供，而是直接證據。

陳梓華參與的台北會議，黎智英會上提出「支爆」大計，所謂「支爆」，即是「支那爆炸」。支那是日本當年侵華時對中國的一個貶損名稱，光是名稱已經顯見其惡毒含意。而所謂「支爆」就是要令中國從政治上和經濟上崩潰，政府倒台。當日在台北會議上，其中一名與會者「攬炒巴」劉祖迪，不相信真的會做到「支爆」，但是黎智英就很有信心，指根據歷史經驗很快就會「支爆」，因為中國政府用了很多資源監控人民，例如中國明朝就是這樣。

黎智英並具體詳述「支爆」4部曲，教導與會的「攬炒團隊」說，「國際游說唔係好似你哋咁做，要有4個步驟：1. 要令外國政府知道香港發生什麼事情；2. 再呼籲他們譴責及關注；3. 將外國的『枱底人』或外國政府想法帶回香港，只有這樣做香港人才會知道，外國政府冇離棄或者忽視佢哋； 4. 與『枱底人』建立關係，可影響到他們的對華政策，可以推動到制裁，甚至將來可以推翻中共。」

黎智英的「支爆」計劃，不單是一種空想，還設計了非常具體的步驟。

第二， 要做反對派大佬。從陳梓華的作供可以知道，在台北與黎智英開會期間，另一名從犯證人李宇軒不在現場，但會後陳梓華及「攬炒巴」劉祖迪與李宇軒開網上會議，向李交代黎智英建議，話要改變國際游說方向，團結不同板塊及民間力量，達到「支爆」，推動制裁，3人決定分工，由劉祖迪做精神領袖及打「議會線」、李宇軒打「國際線」，陳梓華則續聯繫「勇武派」及聯絡政治素人，並推廣「攬炒」論述，推動制裁政府措施。

黎智英做幕後大佬，出謀獻策，出錢出力，主動提出要支付流亡海外的劉祖迪生活費，並安排自己的助手Mark Simon為他們解決聯繫外國政要推動制裁中國的困難。整件事清楚見到黎智英不單是一個反政府傳媒的老闆，還是一個想推翻中共的政治行動核心策劃者，要做大佬，指點江山。

第三，     勾連外地的政府。黎智英最可疑的外地政治聯繫，主要有兩方面，第一是台灣，他搞《台灣蘋果日報》，和民進黨的高層關係密切，在之前的壹傳媒高層作供中可知，黎智英見過蔡英文，和蔡英文十分友好。而陳梓華等在台北的時候，黎智英又安排民進黨元老施明德和他們見面，施明德親自教授他們鬥爭方略，教他們如何長期鬥爭，以圖推翻政府。

至於美國方面，黎智英的關係更深，他的助理Mark Simon 曾任美國海軍情報員，而黎智英自己就見過時任美國副總統彭斯在內等高層，和共和黨核心人物關係密切。不過這次作供最得人驚的，是不斷提到美國的「枱底人」，黎智英並沒有和陳梓華具體交代這些美國「枱底人」到底是什麼人，但美國「枱底人」和黎智英顯然有緊密聯繫。

從犯證人的作供，全面勾勒出一幅想全面顛覆中國政權的圖畫，而黎智英就是幕後大佬，所以說黎智英案是香港黑暴案件的眾案之母，一點也不為過。

盧永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