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罩之亂 管治之危

 一場疫症，暴露了香港政府的應對能力不足，並集中在口罩問題上先爆發出來。
由於疫情惡化，無論是衛生專家或政府官員，都建議市民外出要戴上口罩，但市面上口罩供應不足，很快便嚴重缺貨。1月29日屈臣氏說有口罩供應，搞到很多市民通宵排隊輪候，但實情是每個零售點只有20盒存貨，而很多店鋪的人龍，就如上月24日區議會選舉投票時一樣長，口罩轉眼售罄，買不到口罩的市民十分激動，憤怒的矛頭直指政府。
看社交媒體的大數據，有關口罩問題的社交媒體互動量急升，1月30日單日達到107萬，搶去了「全面封關」議題的鋒頭，令到「全面封關」議題的社媒互動量由1月28日的高峰44.5萬，下跌至1月30日的28.2萬。這當然並不是表示市民不關心「全面封關」，只不過是口罩問題實在太熱，怨氣太高，把公眾的注意力暫時扯走而已。
口罩問題已經變成政府的管治危機。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在周四的記者會上，提到本月至今政府經已促成800萬個口罩供港作零售用途，另有2400萬個在安排中，將有合共3200個口罩供港。不過，政府的記者會並未能夠釋除公眾的疑慮，因為以740萬人口計，800萬等如平均每人只有1個口罩，只夠一日使用，即使3200萬口罩也只是平均一人4.3個。再加上市民已有口罩短缺的預期，一見有口罩就搶購，即使政府投放1億個口罩入市場，恐怕一兩日也會搶光。
人比人，比死人，香港與其他地區的處理相比，相形見絀。澳門很早便公佈第一輪的口罩保障計劃，澳門居民每人一次可以買10個口罩，第二輪口罩保障計劃又會於2月2日開始，每名澳門居民又可以再買10個口罩。澳門政府理論上保障了每名市民每日可以使用一個口罩。
台灣政府亦有口罩供應措施，於1月28日便公佈一連三天每日供應600萬個口罩到7.11及全家等四大便利店，每人限買三個，每個台幣8元。有香港朋友實地觀察，發現有些便利店賣完了，市民只要多走幾家店，也可以買得到。由於台灣人不是太擔心買不到口罩，台灣人買口罩的時候都甚有秩序。
口罩短缺問題出現，第一是總量是否足夠，第二是能否限制市民按需要購買，不要過度屯積。就數量問題，香港政府現在才有800萬個可供零售的口罩推出市場，平均每人只有1個。反觀澳門在1月22日推出第一輪澳門市民口罩限購計劃時，已採購2000萬個口罩在手，按澳門人口68萬計，每人平均有29.4個。香港根本無彈藥在手。
未來口罩的供應可能更緊。現在韓國有媒體報道指，由於中國禁生產口罩的原材料如無紡布過濾器、鼻貼、耳繩等出口，南韓等地的口罩生產商可能在一周後就無法再生產口罩。海外的口罩會愈來愈難買。
就限制市民購買的問題。香港口罩有限，政府如能將搜集到的貨源集中控制供應，限制購買量，會令更多人可以買到，減低少數人屯積。但早在澳門剛開始推行全民口罩保障計劃的時候，已經有高官說香港很難實施這種計劃，因為公務員會說沒有統一登記身份證的數據庫，所以難以推行一人一次限買多少個口罩的計劃。亦有官員認為這會破壞香港的自由市場原則，與民爭利。特區官員沒有戰略思維，遇上對抗疫症這種戰爭，就顯得行動遲緩，自綁手腳。
目前政府不單要抗疫，也要明白市民的恐慌情緒，高官們不用自己去買口罩，難以明白到處撲口罩之苦。如果他們到超市一看，就會知道除了消毒用品被搶購一空之外，連白米都搶得七七八八。內地疫情持續，或會影響運輸，本地如何確保生活必須品供應充足，也是政府要超前部署的事情。
遇上這場口罩之亂，變成管治危機，政府應該充份明白自己預見性不足，不能一錯再錯了。
盧永雄

黎智英案進入戲肉，但由於審訊曠日持久，外界的注意度下降，但近日從犯證人、律師助理陳梓華的作供非常有爆炸性，主要有幾個方面。

第一， 揭露「支爆」大計。之前作供的李宇軒由於無直接接觸黎智英，因此他間接引述黎智英或黎智英助手Mark Simon的說話，只屬由第三方聽到的「聞說證供」(hearsay evidence)，較易受到挑戰。但陳梓華是和黎智英有直接接觸的人，曾和黎智英見面3次，包括一班人2020年年初在台北開過會，並有不少和黎智英直接溝通的電話短訊，所以他的供詞不是聞說證供，而是直接證據。

陳梓華參與的台北會議，黎智英會上提出「支爆」大計，所謂「支爆」，即是「支那爆炸」。支那是日本當年侵華時對中國的一個貶損名稱，光是名稱已經顯見其惡毒含意。而所謂「支爆」就是要令中國從政治上和經濟上崩潰，政府倒台。當日在台北會議上，其中一名與會者「攬炒巴」劉祖迪，不相信真的會做到「支爆」，但是黎智英就很有信心，指根據歷史經驗很快就會「支爆」，因為中國政府用了很多資源監控人民，例如中國明朝就是這樣。

黎智英並具體詳述「支爆」4部曲，教導與會的「攬炒團隊」說，「國際游說唔係好似你哋咁做，要有4個步驟：1. 要令外國政府知道香港發生什麼事情；2. 再呼籲他們譴責及關注；3. 將外國的『枱底人』或外國政府想法帶回香港，只有這樣做香港人才會知道，外國政府冇離棄或者忽視佢哋； 4. 與『枱底人』建立關係，可影響到他們的對華政策，可以推動到制裁，甚至將來可以推翻中共。」

黎智英的「支爆」計劃，不單是一種空想，還設計了非常具體的步驟。

第二， 要做反對派大佬。從陳梓華的作供可以知道，在台北與黎智英開會期間，另一名從犯證人李宇軒不在現場，但會後陳梓華及「攬炒巴」劉祖迪與李宇軒開網上會議，向李交代黎智英建議，話要改變國際游說方向，團結不同板塊及民間力量，達到「支爆」，推動制裁，3人決定分工，由劉祖迪做精神領袖及打「議會線」、李宇軒打「國際線」，陳梓華則續聯繫「勇武派」及聯絡政治素人，並推廣「攬炒」論述，推動制裁政府措施。

黎智英做幕後大佬，出謀獻策，出錢出力，主動提出要支付流亡海外的劉祖迪生活費，並安排自己的助手Mark Simon為他們解決聯繫外國政要推動制裁中國的困難。整件事清楚見到黎智英不單是一個反政府傳媒的老闆，還是一個想推翻中共的政治行動核心策劃者，要做大佬，指點江山。

第三，     勾連外地的政府。黎智英最可疑的外地政治聯繫，主要有兩方面，第一是台灣，他搞《台灣蘋果日報》，和民進黨的高層關係密切，在之前的壹傳媒高層作供中可知，黎智英見過蔡英文，和蔡英文十分友好。而陳梓華等在台北的時候，黎智英又安排民進黨元老施明德和他們見面，施明德親自教授他們鬥爭方略，教他們如何長期鬥爭，以圖推翻政府。

至於美國方面，黎智英的關係更深，他的助理Mark Simon 曾任美國海軍情報員，而黎智英自己就見過時任美國副總統彭斯在內等高層，和共和黨核心人物關係密切。不過這次作供最得人驚的，是不斷提到美國的「枱底人」，黎智英並沒有和陳梓華具體交代這些美國「枱底人」到底是什麼人，但美國「枱底人」和黎智英顯然有緊密聯繫。

從犯證人的作供，全面勾勒出一幅想全面顛覆中國政權的圖畫，而黎智英就是幕後大佬，所以說黎智英案是香港黑暴案件的眾案之母，一點也不為過。

盧永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