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特朗普和英國首相約翰遜的抗疫工作做得很爛，美國周二單日有2.6萬人確診，英國單日有3000人確診，數字驚人，但他們的民意支持高企。據英國民調機構易普索莫里（Ipsos MORI）的民調顯示，約翰遜儘管提出「群體免疫論」備受質疑，但他的支持率達到52%，創下他去年贏得大選以來的最高紀錄。72%的英國選民對約翰遜的表現感到滿意。蓋洛普調查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支持率走勢也類似，他的支持率從44%升至49%，達到任期內最高點。60%的美國民眾認可特朗普抗擊疫情的表現。
或許政治學家（John Mueller）提出的政治概念「聚旗效應」(Rally 'round the flag effect)，可以解釋，即是每逢出現危機或戰爭，領袖在的支持率就會上升。
不過民意歸民意，英美抗疫工作做得怎樣，學者心中有數，看見用大貨櫃車從紐約皇后區醫院運走大量屍體時，都很難想像這些事情會在美國發生。
西方知名的日裔美國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也忍不住要發話，「看來許多民主國家的領導人們出於各種各樣的壓力，而在淡化疫情的危險，不論是為了避免傷害經濟，還是保護他們個人的利益。」福山甚至還認為，就是因為些原因，所以特朗普在過去2個月一直沒有準備好去防疫。
著名美國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
大名鼎鼎的福山是《歷史的終結》一書的作者，他在1989年東歐鐵幕倒台時，曾預言西方民主制度是最佳制度，是歷史的終結。福山最近在美國《大西洋月刊》上撰文，也是從政治體制的高度入手，問「到底什麼可以決定一個國家抵禦新冠病毒的能力。」
福山最近在美國《大西洋月刊》上撰文
在這篇文章開頭，福山首先回顧了今年1月當新冠疫情在中國爆發時，中國遭到的種種抨擊，稱當時由於李文亮醫生這類事件，外界一度認為中國的疫情爆發，是因為中國的政治體制導致資訊傳播受到阻礙，由此認定中國的疫情展現的不是疫情的可怕，而是中國那種「集權政治體制」的失調。
福山話鋒一轉說： 「可如今情況對於民主政府卻並不那麼樂觀了。」歐洲現在面臨比中國更巨大的疫情負擔，其中人口只有中國1/20的意大利，其新冠肺炎死亡人數更是已經超過了中國官方給出的死亡人數。「看來許多民主國家的領導人們，也在出於各種各樣的壓力而在淡化疫情的危險，不論是為了避免傷害經濟還是保護他們個人的利益。」福山寫道。
福山的推論重點是：第一，在全球暴發的疫情面前，以往對於政治體制簡單的二分法已經不適用了，識別不同國家能否有效應對危機的那條主要分割線，已經不再是「民主」或「集權」這種體制之分了。因為集權國家和民主國家中都出現了應對得好和不好的案例。
第二，福山認為決定應對疫情表現的關鍵性決定因素，並不是政治體制的類型，而是一個政府的能力，以及更為重要的是，對政府的信任。福山進而指特朗普不行，民眾對美國政府的信任度低，因此影響抗疫。結論是問題並非源於制度。
我認為福山作為學術精英，提出了好問題，但答錯了答案。雖然我也是民主體制愛好者，但認為如今一切和體制有關。我一直認為，專制制度如果朝好的方向發展，有精明而不自利的領導，可以發展成為一種以群體利益為尚的「效率主義」，中國過去40年的發展，就是一個好例子。而在抗疫時更表現出來，領導人果斷行動，以救助人民性命為先，先不去考慮經濟，更不是為了自己的民望。
相反對，民主制度可以惡化成「民粹主義」，政客為保民望，爭取當選連任，就投民眾之所好，人民短視不想承受痛苦，不想封城，政客也不會去做。領袖行動猶豫，不以救命為先，又想保經濟，又要無痛，結果決策延誤，死得人多。
福山等高明的政治學者，若不直面西方民主制的問題，不提出改革良方，最後就要寫一本書，叫做《民主的終結》。說到底一個低能的總統，一個不受信任的政府，不也正正是由美國人選出來的嗎？在抗疫這種科學化的考題上，劣質化的制度，一試就露底了。
盧永雄
福山在《大西洋月刊》文章詳見:
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20/03/thing-determines-how-well-countries-respond-coronavirus/609025/
七大工業國（G7)外長會議近日結束，這些號稱領導世界的工業大國，對中東加沙地區因為戰爭帶來34000人死亡視而不見，但整個會議就圍繞著中國發炮。G7好像生活在一個平行宇宙，只關心打壓中國，不關心戰區人命。從G7外長會議的會後聲明，可以看清這個組織的3重虛偽。
第一，針對香港的虛偽。G7外長會議的聲明，指香港自2020年實施《國家安全法》以來，對香港多元化、公民與政治權利惡化感到擔憂，又對香港最近落實《基本法》第23條立法再次強調感到憂慮。聲明指相關條例將進一步侵蝕香港的自治、人權和基本自由。
G7的虛偽在於這些美歐國家自己都擁有嚴苛的國家安全法律，例如美國就有《國家安全法》、《間諜法》、《外國人登記法》等超過20部與國安相關的法律，領先世界。他們自己可以有嚴厲的國安法律，保障自己的國家安全，但就虛偽地指香港的國家安全法律會影響人權和自由。我們都很有興趣知道，美英的國安法律可以如何促進人權自由。
第二，指控中國援俄的虛偽。G7外長會議公布第二重虛偽，是將俄烏戰爭的矛頭指向中國，G7指中國企業向俄羅斯轉讓軍民兩用物資和零部件，對此表示強烈關切。其實這個完全是美國的話術，過去美國曾指控中國向俄羅斯出口軍火，但事後卻拿不出半點證據，證明純屬虛構。最近，美國見到中國和歐洲國家關係改善，就提出另一套新的說詞，向俄羅斯提供的零部件可以生產武器，就變成為所謂向俄羅斯轉讓「軍民兩用物資」的質疑。
美國挑動中國和歐洲矛盾已經到了很露骨的地步。國務卿布林肯近日就對記者說，「中國不能兩者兼得，一方面與歐洲國家享有友好關係，另一方面又推動冷戰結束以來對歐洲最大的威脅。」
美國發動這種轉讓「軍民兩用物資」指控，等於叫中國完全停止與俄羅斯進行正常的民用物資貿易。中國向俄羅斯出口一顆螺絲釘，都會有機會變成了支持俄羅斯製造武器。但現實上美國自己就從俄羅斯大量進口鈾元素，美國需要的東西就大力向俄羅斯採購，毫無制裁的打算。美國甚至在去年取代中國成為俄羅斯濃縮鈾最大進口國，進口量增加19個百分點至702噸，佔俄國鈾出口38%。中國去年進口的俄羅斯鈾減少32個百分點，只有457噸。美國向俄羅斯大量進口濃縮鈾，很明顯支援了俄羅斯的經濟，又想請問美國停止向俄羅斯採購鈾之前，又哪有資格叫其他國家連一粒螺絲都不可以賣給俄羅斯呢？
第三，只讉責伊朗的虛偽。G7會議的最大虛偽，是將巴以戰爭的矛頭完全針對伊朗。以色列早前違反國際法，以導彈攻擊在敍利亞境內的伊朗大使館建築物，G7無半點表態。到伊朗本月向以色列發射導彈還擊的時候，這次G7外長會議的聲明就強烈讉責伊朗對以色列發動襲擊。雙重標準，令人齒冷。
最妙的是，G7的成員國是美國、英國、加拿大、德國、法國、意大利和日本。當中德國是歐盟最大經濟體，是G7的核心成員。德國外長貝爾伯克4月17日訪問以色列時，和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開會，貝爾伯克除了勸說內塔尼亞胡要克制之外，亦大力抨擊以色列的軍事行動導致加沙的飢荒，她說：「加沙的飢荒狀況，我手機裡有飢餓兒童的照片可以看到。」但內塔尼亞胡就強烈反駁，叫貝爾伯克把手機收起來，並向她播放一段據說是加沙地區的視頻，顯示加沙巿場物資豐富，巴勒斯坦人在海裡游泳，內塔尼亞胡指他的視頻證明加沙不存在人道危機，沒有飢餓。貝爾伯克十分憤怒，反駁加沙的局勢是災難性的，要求內塔尼亞胡不要再展示這些影像，批評這些視頻沒有描述加沙的真實情況。
G7核心成員國其實深明以色列進軍加沙造成人道主義災難，德國外長貝爾伯克本人就參加了G7的外長會議，好像換了個人那樣。在美國控制下，G7外長會議對以色列無半句讉責，反而就責難伊朗，評彈中國。
G7是一場虛偽的盛宴。那6個國家好像美國的傀儡樣，按著美國的利益，發表針對中國的聲明，但就置中東危機於不顧。中國無發動戰爭，無因此死一個人，G7卻高度關注。加沙死那麼多人，G7視而不見。世間諷刺之事，也莫過如此了。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