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理論的困局: 民粹主義VS效率主義

美國總統特朗普和英國首相約翰遜的抗疫工作做得很爛，美國周二單日有2.6萬人確診，英國單日有3000人確診，數字驚人，但他們的民意支持高企。據英國民調機構易普索莫里（Ipsos MORI）的民調顯示，約翰遜儘管提出「群體免疫論」備受質疑，但他的支持率達到52%，創下他去年贏得大選以來的最高紀錄。72%的英國選民對約翰遜的表現感到滿意。蓋洛普調查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支持率走勢也類似，他的支持率從44%升至49%，達到任期內最高點。60%的美國民眾認可特朗普抗擊疫情的表現。

或許政治學家（John Mueller）提出的政治概念「聚旗效應」(Rally 'round the flag effect)，可以解釋，即是每逢出現危機或戰爭，領袖在的支持率就會上升。

不過民意歸民意，英美抗疫工作做得怎樣，學者心中有數，看見用大貨櫃車從紐約皇后區醫院運走大量屍體時，都很難想像這些事情會在美國發生。

西方知名的日裔美國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也忍不住要發話，「看來許多民主國家的領導人們出於各種各樣的壓力，而在淡化疫情的危險，不論是為了避免傷害經濟，還是保護他們個人的利益。」福山甚至還認為，就是因為些原因，所以特朗普在過去2個月一直沒有準備好去防疫。

著名美國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

大名鼎鼎的福山是《歷史的終結》一書的作者，他在1989年東歐鐵幕倒台時，曾預言西方民主制度是最佳制度，是歷史的終結。福山最近在美國《大西洋月刊》上撰文，也是從政治體制的高度入手，問「到底什麼可以決定一個國家抵禦新冠病毒的能力。」

福山最近在美國《大西洋月刊》上撰文

在這篇文章開頭，福山首先回顧了今年1月當新冠疫情在中國爆發時，中國遭到的種種抨擊，稱當時由於李文亮醫生這類事件，外界一度認為中國的疫情爆發，是因為中國的政治體制導致資訊傳播受到阻礙，由此認定中國的疫情展現的不是疫情的可怕，而是中國那種「集權政治體制」的失調。

福山話鋒一轉說： 「可如今情況對於民主政府卻並不那麼樂觀了。」歐洲現在面臨比中國更巨大的疫情負擔，其中人口只有中國1/20的意大利，其新冠肺炎死亡人數更是已經超過了中國官方給出的死亡人數。「看來許多民主國家的領導人們，也在出於各種各樣的壓力而在淡化疫情的危險，不論是為了避免傷害經濟還是保護他們個人的利益。」福山寫道。

福山的推論重點是：第一，在全球暴發的疫情面前，以往對於政治體制簡單的二分法已經不適用了，識別不同國家能否有效應對危機的那條主要分割線，已經不再是「民主」或「集權」這種體制之分了。因為集權國家和民主國家中都出現了應對得好和不好的案例。

第二，福山認為決定應對疫情表現的關鍵性決定因素，並不是政治體制的類型，而是一個政府的能力，以及更為重要的是，對政府的信任。福山進而指特朗普不行，民眾對美國政府的信任度低，因此影響抗疫。結論是問題並非源於制度。

我認為福山作為學術精英，提出了好問題，但答錯了答案。雖然我也是民主體制愛好者，但認為如今一切和體制有關。我一直認為，專制制度如果朝好的方向發展，有精明而不自利的領導，可以發展成為一種以群體利益為尚的「效率主義」，中國過去40年的發展，就是一個好例子。而在抗疫時更表現出來，領導人果斷行動，以救助人民性命為先，先不去考慮經濟，更不是為了自己的民望。

相反對，民主制度可以惡化成「民粹主義」，政客為保民望，爭取當選連任，就投民眾之所好，人民短視不想承受痛苦，不想封城，政客也不會去做。領袖行動猶豫，不以救命為先，又想保經濟，又要無痛，結果決策延誤，死得人多。

福山等高明的政治學者，若不直面西方民主制的問題，不提出改革良方，最後就要寫一本書，叫做《民主的終結》。說到底一個低能的總統，一個不受信任的政府，不也正正是由美國人選出來的嗎？在抗疫這種科學化的考題上，劣質化的制度，一試就露底了。

盧永雄

福山在《大西洋月刊》文章詳見: 

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20/03/thing-determines-how-well-countries-respond-coronavirus/609025/

 人總要作最好的預備，最壞的打算，香港對抗新冠疫情，亦應如此。

周二(3月31日)本地新增確診32宗新冠肺炎個案，其中8宗無外遊紀錄，是本地感染，這一兩天每日新增確診數字由上周五的單日增加64宗的高位慢慢回落，而過去5日本地感染個案平均佔25%左右，未算太多。表面看疫情有略略趨緩的狀況。

不過由於累計確診數字大增，香港醫院的隔離病床開始不足。據衛生防護中心公布的資料，周二32個確診患者，只有17個入了院，其餘15個入院的狀況是「待定」，13個無病徵者全未入院，而有發燒症狀的大多數已入院，但仍有2個發燒患者入院狀況是「待定」，令人有點擔憂。

雖然本地每日新增確診數字徐徐回落，但也有本地醫生表示，完全不能掉以輕心，他說曾和英國醫生傾過，英國醫生覺得，香港的現況像英國兩三個星期前的狀況，已有一定本地感染，但大體上頗為平靜，但英國後來不知何故，確診和入院的數字突然就爆了上去，相信是病毒在社會上散發需時的結果。

香港由於未採取最嚴厲的停擺措施，疫情發展有三種可能性：

1. 樂觀的情況。由禁聚令在周日(3月29日)生效起計，兩個星期後，到4月10日，確診數字大幅回落，禁令解除。照目前走勢看，出現這個狀況的機會不算太大。

2. 普通的情況。禁聚令實施4個星期至6個星期成功控制疫情，即到4月底至5月中，解除禁令。

3. 悲觀的狀況。現在的禁令不足以應付疫情，疫情再擴散，政府被逼要用更嚴厲的全面停擺方式抗疫，即如意大利、法國那樣規定，實施如非必要禁止出門的命令。相信香港有兩三成機會出現這種狀況，當然大家都希望不會出現。

我們經常評論，歐美國家浪費了中國嚴厲封城為全球爭取來的一個月時間，之前大安旨意，沒有準備好去抗疫。那麼香港預備好了嗎? 在各種問題中，有兩個比較重要:

1.     醫院的病床。目前香港應付傳染病的負壓病床開始不夠，所以有確診者未能入住醫院的狀況，早前有一個案例確診後仍住在劏房內，感染其他人的機會大增。雖知香港不似外國，外國很多人住在有多個房間的小別墅內，家居隔離的可行性高，香港幾百呎住三、四人，確診者留在家中，首先會感染家人。

醫管局現已在各醫院陸續改造二線隔離病房，有400張病床。醫管局會安排康復中的新冠病人入住二綫病房，騰出空床應付新確診的重症病人。另外亦有傳聞，政府開始和私家醫院商討，想在私院買位。

問題是上述措施，能增加的床位有限，萬一病人幾何級數地增長時，這些新增床位並不足夠。在武漢爆發時，內地各花10日時間，建起雷神山和火神山兩所隔離醫院，專收數以千計的重症病人。另外用體育館等高樓底的設施(有利通風)，建起10間以上的方艙醫院，收治隔離大量輕症病人，借這些新措施去應付幾萬個湧現的新冠病人，並切斷他們的社區傳播鏈。預備用體育館、展覽館去建方艙醫院，本地理應提上議事日程，隨時要動工。

2.     呼吸機。新冠病人有20%病情危重，大多要靠吸吸機幫助呼吸保命。意大利確診病例10.2萬，死亡1.2萬人，死亡率高達11.4%，德國確診人數6.7萬，死亡645人，死亡率卻低至0.96%，英國的死亡率也有6.3%。死亡率差距這麼大，德國死亡率超低的關鍵，便是該國有充足的呼吸機儲備。德國有重症監護病床2.8萬張，其中配備呼吸機的床位超過2.5萬張。德國每10萬居民擁有30個呼吸機，比例遠高於意大利的12.5個及英國的7.5個。

我沒有香港醫院擁有呼吸機的數字，但如有大爆發，斷估一定不夠。如今全球在搶購呼吸機，香港有無未雨綢繆，先行採購？

希望這場席捲全球的疫情巨浪，不會在香港大爆發，但我們籌劃未來，就不能僅靠心存僥倖了。

盧永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