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政治攬炒越演越烈，在議會內是拉布，在街頭上是暴力，目的是要癱瘓政府，搞政治攬炒，這種行動有兩方面的影響，第一是長期的社會經濟影響；第二是短期的政治衝擊。今天先講政治衝擊。
本周一，港澳辦及中聯辦先後發表聲明，針對香港的政治攬炒行動。本周三，中聯辦主任駱惠寧發表講話，針對去年6月以來發生的港獨、黑暴等暴力犯罪行為，指要盡快在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層面下功夫。
有人見到中央接連出招，問我中央有何意圖？其實，阿爺的意圖已經明明白白地寫在紙上，阿爺態度相當強硬，要解決香港的問題。當反對派磨拳擦掌開晒記者會預告要在立法會攞超過35席過半數議席，然後否決預算、癱瘓政府之時，阿爺的行動等如正告對方，受外國操控的政治勢力，休想在香港變天，他要出手制止問題惡化。
阿爺要解決香港的問題，先由界定問題的本質開始。從政治上而言，中央認為香港問題已不純粹影響香港自身的繁榮穩定的問題，而是會燒到全中國身上。
中聯辦主任駱惠寧直指香港的問題影響國家安全，形容「近幾年外部勢力對香港深度干預….如果任由港獨、黑暴的激進犯罪行為出現而不理，這個侵蝕法治的『蟻穴』得不到清除，摧毀的將是國家安全的『大壩』」。香港已成為會搞冧全中國的「蟻穴」，問題的嚴重性已提到最高的高度了。阿爺已不能不理，而且要馬上處理。
為何一個小小香港，弄不好可以顛覆整個國家？這就和國際形勢有關。在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台後，大玩針對中國的民粹政治，開打貿易戰，中美關係本已惡化。如今美國抗疫失效，成為全球疫情最惡劣的國家，11月總統大選在前，特朗普有意轉移國民視線，已經把矛頭完全轉向中國，還順便燒埋世衛，指中國是病毒的源頭，指世衛偏幫中國，一場疫後反華的惡浪，已隱隱然浮現。美國在2001年911受襲後，借故打伊拉克的歷史教訓在前，中國深深警惕。美國在外交上進攻中國，台灣和香港是主要軟肋，阿爺要高度戒備。
那麼中央有何方法，堵塞香港防護國家安全的漏洞呢？駱惠寧講了三個方向，1. 建立制度。2. 全面執法。3. 改變人心和輿論環境。當中建立維護國安的制度自然是重中之重。駱惠寧打了開口牌，說在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層面上，「該制定的制定，該修改的修改，該激活的激活，該執行的執行。」
不妨把駱惠寧提出這四個方面推敲一下。1. 「該制定的制定」應該是指23條立法。很多人認為現在的香港政治環境，特別是在9月立法選舉前，沒可能進行23條立法，雖然我也認為機會率或許略低，但不等如沒有機會。23條立法，也不一定要由立法會通過法例，可能簡單到由全國人大通過一條香港版的《反分裂法》，便可以補足現時本地法律內並沒有的分裂國家罪和本地政團接受外國團體資助的罪名。
2. 「該修改的修改」，很大機會是指修改本地的法律甚至制度。雖然修改本地法律並不容易，但有改制度的空間。澳門在2018年已修改制度成立「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協助特首就維護國安事務決策，香港什麼時候成立「國安委」呢？
3. 「該激活的激活」，最近就有一個很好的例子，民主黨的中西區區議會主席鄭麗琼因為轉發起警察底的帖子，被控以「煽動意圖罪」，這條1938年訂立的法例，多年未用，這就是激活老法例的好例子。
4. 「該執行的執行」的例子就更加多了，其實在現行法例之中，對叛國、顛覆和煽惑等罪名，已有嚴苛規定，只是特區政府沒有執行而已。若這些法例能夠嚴格執行，對現在很多的街頭暴力罪行，有很大的阻嚇作用。
不要覺得阿爺說說就算，這次很可能要動真格下重手了。唯一的變數，就是未來中美關係的發展了。
盧永雄
立法會內務委員會因為反對派拉布，選了半年也選不出主席。另外有天量的政府撥款申請，在立法會內嚴重拖延。這些事情大家初見時都甚覺驚訝，但久而久之，大家習以為常，現時甚至愈來愈多人覺得反對派拖得有道理，卻不知道自己為拉布付出重大代價，人家拉布，自己找數。
香港已經陷入一個集體「斯德哥爾摩症候群」（Stockholm syndrome）。這個名詞源於1973年瑞典斯德哥爾摩一單銀行劫案，匪徒Jan-Erik Olsson衝入當地最大銀行打劫，事敗刧持4個銀行職員，與警方對峙。經歷了長達6日的圍困，最後刧匪釋放了人質。這班銀行職員長時間聽了匪徒Olsson的故事，對他產生同情，認同了他的做法。事後瑞典警方將匪徒告上法庭，但4名人質不但不願上庭指證刧匪，還替他籌款抗辯。後來瑞典警方找來犯罪學者Nils Bejerot研究，發現人質長時期只聽刧匪單方面的道理， 結果被其洗腦，就出現這種同情加害者的「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我很早已經發現，香港政治上出現「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大家聽加害者單方面講他的故事，久而久之，就認同了對方的觀點。
這個病症出現之初，源於一種怕事的心態，主要在政府高官和建制派議員的社群中擴散。遠在10多年前，反對派在立法會開始玩激進，那時激進派仍然勢孤力弱，但行為偏激。政府高官和建制派高層，認為政策法案和財政撥款都夠人數舉手通過，所以就採取「你有你講，我有我過」的策略，明明自己有道理的，也不去論述，因為怕被對方搞，所以就不出聲為妙。而對方本來沒有什麼道理，卻拼命論述。公眾不明就裏，偏激意見聽得多，就覺得激進派也有道理了。
尤有甚者，有建制派大佬，善於討好激進派。多年前任由長毛在立法會上「表演」，待長毛曝光夠了，便循例叫保安請長毛離開議事堂，長毛也欣然合作，表演完就收工走人。激進派有充份的曝光機會，愈養愈大，不斷細胞分裂，快速繁殖。背後是建制派大佬為保自己的光環，不斷向激進派放水，終至覆水難收。
激進派由量變到質變，全面佔據政治意識型態高地，恣意扭曲民主理念，毒化香港的「一制」，主要在兩個關鍵地方下工夫，第一、不按遊戲規則辦事。民主本來是一個按規則運行（rule-based）的制度，只要是按規則進行，即使得出和自己意願相反的結果，也會接受，因為民主主義者堅信，按規則辦事，才可以達到制約獨裁的目標。然而，激進派由在議會內玩激進花招，到拉布拖跨議會功能，再到街頭暴力攬炒，最後演化成用天拿水淋人放火的無底線行為。這是有意識的一步步升級，最後在宏大理想包裝下，演化成全無底線的衝擊。
這是玩少數人政治的極致表現：我是少數，但我理想最高，我大晒。在反對派夠膽日日講，而高官建制派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敢去講時，少數派的歪理變成真理。人質天天被人洗腦，愈來愈多人倒過來同情刧匪。加害者就由少數派，慢慢變成多數派。
第二、否定包容。民主制度的本質是透過選舉，去產生領袖。在這個過程當中，要包容的理念。大多數人支持的領袖勝出，也要包容落選者的民情。所以很多外國極其對立的選舉之後，勝出者的第一篇勝選宣言，往往會提出對立的雙方和解，共同管治好一個地方。然而，香港早於2010年，已有人有意識地散播民主不應包容的概念，這就是本地大肆搞破壞的勇武思想的根源。包容的反面就是仇恨，所以在去年的反修例運動中，經常出現「死全家」的標語。而一些在區議會選舉勝選的議員，會在辦事處門外貼上「藍絲與狗不得內進」的告示。
當反對派在未能以大多數議席去控制立法會的時候，就用拉布等破壞遊戲規則的方式，去癱瘓政府。但當自己成為大多數上台之後，就倒過來用體制暴力壓逼少數的對手。這不是民主社會，而是「多數人的暴政」。
香港的一制已被騎刧，病情甚深了。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