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集會---- 不可放棄的政治圖騰

每年六四，又是集會的時候。因為今年疫情未過，限聚令未解除，警方不批准集會舉行。不過，主辦單位依然鼓勵市民不多於8人一組到維園參與悼念活動。六四事件至今已過了31年，六四之後出生的年青人，已經到了成家立室的年齡，他們沒有經歷過六四，到他們的子女出生，離六四已很遠很遠了。

阿爺不喜歡港人悼念六四，但回歸後的23年，特區政府基本上容許港人繼續搞六四悼念集會(今年只因疫情而例外)，這也是香港獨特的政治場景。政治保守派可能會建議阿爺不要再讓香港人再搞六四集會，我的看法剛好相反，我覺得在《香港國安法》生效之後，香港亦應該繼續可以舉辦六四集會。

早前有權威法律專家就《香港國安法》發表了「香港國家安全立法釋疑20問」小冊子，解答20條對國安法的疑問，當中第7條問到國安法會否損害香港居民的遊行，示威，新聞，言論等基本權利和自由。小冊子指國安法不會損害香港居民的各項基本權利和自由，只約束四類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小冊子特別提到「香港居民在行使這些權利時，例如參加『六四集會』，只要不實施分裂國家，颠覆國家政權，組織實施恐怖活動等行為，就無需擔心觸犯國家安全法律。」「20問」提到六四集會可以繼續舉辦，成為一個焦點。

我認為香港應該繼續要有六四集會，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悼念六四潛藏著關懷國家的觀念。可以看看台灣這個例子，今日的台灣，就是明日的香港。過去，大陸與台灣鬥了幾十年，鬥的就誰是正統。每當台灣提到中華民國，大陸便極不高興。但如今台灣的新一代，沒有多少人認同「中國人」的身份。據台灣《天下雜誌》去年11月做的民調顯示，在台灣當地，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的有61.9%，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只有6.5%，認為自己是「台灣人及中國人」的有28.3%。在20至29歲的群組，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的高達82.4%，年青台灣人已完全去中國化。

台灣《天下雜誌》去年11月做的民調。

香港民研去年12月同類調查有55%認為自己是「香港人」(台灣是61.9%)，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只有11%(台灣是6.5%)。香港的去中國化趨勢，大方向和台灣一致。

過去中華人民共和中華民國兩個招牌，鬥生鬥死鬥了幾十年，現在的台灣年輕人願意擁護中華民國的，還算有中國這個概念，已經相當不錯了。其實，六四問題亦一樣，當阿爺不喜歡香港人搞六四悼念活動時，很多香港年青人對六四已經沒有了感覺，背後就是對中國無感，失去了國家觀念。當然阿爺會覺得有負面觀念不是好事，我卻覺得無感更恐怖。

回想十多年前，由於傳統泛民把持六四集會，激進民主派為了搶奪市場，大力攻擊六四集會已變成「行禮如儀」，呼籲年青人不要參與，背後其實就是散播港獨理念。他們成功，就是去中國化成功。

第二、六四集會是一個政治圖騰。很多人說，訂立了《香港國安法》，香港就是變成一國一制，沒有了兩制，這點我不太同意。國安法主要是打擊一小撮政治活躍分子，他們可能是港獨，或者投美，而且傾向暴力和違法，估計大多數人都不會受國安法影響。

無可否認，不少人對國安法仍有疑慮。我認為突顯香港的一制與內地不同的方法，就是香港可以繼續搞六四集會、繼續可以上Facebook，即使這是阿爺很討厭的事情，但只要香港可以繼續做，香港的一制與內地的一制，就有了明顯的區別。 六四集會變成香港的一個政治圖騰，隨著中國變化發展，其實際意義，已經消亡殆盡，但作為一個圖騰，仍有很大的象徵意義。

我個人對年青人沒有了國家觀念，甚為傷感。人是需要有根的，需要關愛自己國家民族。當年輕人受到政治宣傳的影響，以一個小城市作為根的時候，無論從文化底蘊，或從政治經濟實力而言，都是極其脆弱。如果這種小城思想，還無限放大到要與國家對抗的話，根本就是一個死亡之旅。

盧永雄

中央決定為香港訂立《國安法》，近日看法庭審判涉及暴動或藏械的疑犯被判無罪，而用以脫罪的，大多數都是一些技術性理由，難免令人覺得法官是受國安立法影響了情緒。

看著這些事情，只有一個感覺：香港人不夠資格打世界波。

國際社會根本上是一個弱肉強食的原始森林，無論你如何道貌岸然，當遇上比你強大的對手時，很多時候都只能作「鵪鶉式」的回應。你看加拿大總理杜魯多被記者問及如何評價美國總統特朗普聲言會出動軍隊鎮壓示威者，杜魯多沉默了19秒，連背後雀仔的叫聲都聽得清清楚楚。他最後只說了一些虛無縹緲的話，說「現在是聆聽的時候、是學習的時候」，又說加拿大也有這樣的問題。他答了等於沒有答。

另外，英國首相約翰遜向報章撰文講到要延長香港BNO持有人的居留權的時候說：「我們正正是歡迎中國作為國際社會的領袖成員，所以我們希望中國受國際條約的約束。」約翰遜對中國也不敢口出惡言，只是很隱晦地暗示，希望中國恪守《中英聯合聲明》。事實上，英國的大阿哥美國，又何曾遵守過國際協議呢？特朗普單方面退出巴黎氣候協議、退出伊朗核協議，約翰遜有哼過一聲嗎？

國安法提到的是國家安全問題，很多時是國與國之間的衝突。老老實實，香港的法官是否懂得審這類案件，也是一個問題，因為香港法庭極端缺乏審理相關案件的經驗。審理國安案件，就是要權衡國家安全和個人自由。香港人和香港法庭希望國安立法寬鬆，讓香港法庭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去審理，認為這可以保障到香港的人權，但這其實是一個中港互信的過程。中央是否會很放心的任由香港的法庭去審理國安案件呢？是否相信香港的法官為國家的安全把關呢？互信是需要時間建立的，但當見到香港法庭審理暴動以至襲警案件的寬鬆程度，這種互信就較難成立。

我覺得香港人很孩子氣，做事情很直接。中央正在訂立《香港國安法》，正制訂當中的遊戲規則，她對香港的信任程度越高，規則就會訂得越寬，將來執行的時候，也會給予香港更加大的彈性；對香港的信任越低，規則只會越緊，以確保國家安全不會受到侵害。孩子式的鬥氣，不易得到你想得到的東西。香港有點像小孩子去踢世界波，根本未夠水平。

你可能覺得誇大，講國安法扯到去講世界波。但香港的諜戰，一早就發生過。在回歸的前後，原中聯辦秘書長、前司法部長蔡誠的兒子蔡小洪，涉嫌被在港的英國情報人員收買，偷取國家機密文件，供應予英方。在2003年的夏末，蔡小洪被召回北京開會，結果扣留在京。據內地的調查，蔡曉紅收受了英國數百萬元的賄款，出賣國家機密予英國，而涉案的也不止蔡小洪一人，一些當時中聯辦的中高層官員，也牽涉其中，被傳召回國公幹時被捕。

香港從來不是純潔無邪之地。回歸之前，英國有MI6人員派駐香港的政治顧問辦公室、保安局和警務處下面的政治部。他們一方面直接參與調查涉及英國國家安全的案件，一方面滲透蒐集中國情報。上述小小的例子，已經說明香港的確會發生影響國家安全的事情，而當時中國只處理自己的人員，不能夠處理對家的人員。假設泄露國家機密案發生在今天，香港警方拘捕了行賄的人員，中央有沒有信心任由香港法庭處理相關的案件呢？

有些香港人暴露的問題，第一是無知。很多事情自己不知道、不認識，就當沒有發生。第二是放大。總將自己的訴求放到最大，訴求未能夠完全滿足的時候，就像孩子一樣把情緒表達出來，而這些行為，往往是適得其反的。正如前民主黨高層、現任勞福局局長羅致光在周日在網誌上，用反諷的手法提到，美國反對中央訂立《香港國安法》：「這些美國舉措，日後的歷史描述，可能會指它們令中國中央政府更有決心，進行有關立法工作，美國應該是會成功爭取到中國為香港制定國安法的。」

香港法律界部分人士的行為，恐怕也是跌入「成功爭取」制定強硬版國安法的範疇。

盧永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