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還能從西方學到什麼？

每年這一天，都會令我陷入沉思。31年前發生的事件，很明顯是中國發展的一大挫敗。事後回看，動蕩早在1987年已經開始，到1989年才爆發而矣。那幾年，以蘇聯為首的體制已危如累卵，西方的民主主義和市場經濟思想高唱入雲，影響著東歐，也影響了中國。

趙紫陽在1987年由總理升任總書記，想更快速推行全盤西化的經濟政策，在1988年就開始「闖物價關」，開放物價隨市場規律升跌，結果物價飛升，加上管得不嚴，旁枝衍生的就是嚴重貪腐的問題，最後終於在政治領域爆發。

31年過去，物換星移，現在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世局。特別是去年香港發生反修例事件和今年出現的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了中國和西方、特別是美國的關係。美國譴責中國和香港在反修例事件上沒有跟隨西方的原則行事，鎭壓示威。而在新冠疫情方面，更指責中國是播毒者。

然而，這只是西方的角度，有沒有人想過中國的角度呢？中國正從西方眼中的一個「乖孩子」形象蛻變出來，皆因這個「乖孩子」覺得，再跟著西方走下去，將不會有好前途。

自1978年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在西方體制的兩大法寶：民主政制和市場經濟之中，選取了後者，全力發展市場經濟。中國實施一種「半吊子西化」，並取得顯著的成效。如果封閉的計劃經濟會帶來專制的話，開放的市場經濟，即使沒有促成中國產生西方的民主政體，但也起碼會令到中國的威權政治變得文明，開始用現代化的手法管理，並在最大程度上滿足人民的訴求。

中國過去在西方化中吃到了甜頭。但這個「乖孩子」慢慢長得又大又壯了，他的老師開始妒忌，開始變臉。過去一年發生的事情，特別令中國失望。第一、香港的反修例事件，快速演變成嚴重違法的街頭暴亂，這種發展其實違反了西方所鼓吹的民主制的法治原則，但以美國為首等國家不但沒有協助中國平息這場暴亂，反而火上添油，把香港作為棋子，借此在貿易談判上脅逼中國。

另外，在新冠疫情方面，在武漢爆疫之初，中國的確有點手忙腳亂，但很快便採取了世衛鼓吹的抗疫標準，全面隔離、追蹤、治療，在短短的一個多月內便成功控制了疫情。中國本來以為已經學足西方抗疫標準，為西方爭取到寶貴的防疫時間，還在歐洲疫情爆發的時候，捐贈醫療物資及派出醫療隊協助他們抗疫。這一切不但沒有得到掌聲，到美國疫情爆鑊的時候，反而向中國甩鍋，要求中國賠償。中國現存愛滋感染者95.8萬人，愛滋病源於美國，中國想也沒想過就愛滋病向美國索償。而美國卻為新冠疫症在當地爆發，要向中國索償。

上述這兩件事情都違反了傳統西方的價值，但在美國的扭曲下，變成了攻擊中國的利器。經此一役，中國徹徹底底對美國推崇的意識型態感到失望，內地最崇美的「公知」，也被香港反修例和美國為疫情甩鍋，搞到灰頭土臉。

美國是全球霸權，但正如意大利新馬克思主義宗師葛蘭西（Antonio Gramsci）所講的，霸權地位的獲得，是因為霸權者能夠超越自己的利益，而照顧到其他角色的利益。

如今美國退化到只照顧本國利益的做法，已經令其快速丟失國際霸權地位。

西方世界面對的問題，部分西方領袖心知肚明，例如法國總統馬克龍去年8月，在一個對法國全球使節的講話中，提到西方霸權有兩大錯判，第一是低估了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大國；第二是西方文化正快速衰落，而新興國家的政治想像力，超乎西方的預計，例如中國的政策便令到七億人脫貧，背後包含了平等主義的思想，而西方的貧富懸殊，卻在急劇惡化。馬克龍以法國為例，指法國體制的賣點是個人自由、民主制度和富裕中產，但由於財富快速集中在極少數人的手裡，連中產也變得貧困，亦變成了反政府的新力量。馬克龍當然不會愛中國，他只是借中國來說明歐洲的問題，覺得歐洲要走一條擺脫美國的道路。

看完複雜的國際形勢，起碼可得簡單的結論。西方不再是中國的學習對象，中國學了市場經濟就足夠了，對於西方的民主制度，中國越來越不感到興趣，因為美國這個西方老大哥的民主制，非常扭曲，撕裂低效。回首31年前中國在十字路口上，最後否定了全盤西化的道路，發展出威權主義市場經濟，是作了正確的選擇。

盧永雄

每年六四，又是集會的時候。因為今年疫情未過，限聚令未解除，警方不批准集會舉行。不過，主辦單位依然鼓勵市民不多於8人一組到維園參與悼念活動。六四事件至今已過了31年，六四之後出生的年青人，已經到了成家立室的年齡，他們沒有經歷過六四，到他們的子女出生，離六四已很遠很遠了。

阿爺不喜歡港人悼念六四，但回歸後的23年，特區政府基本上容許港人繼續搞六四悼念集會(今年只因疫情而例外)，這也是香港獨特的政治場景。政治保守派可能會建議阿爺不要再讓香港人再搞六四集會，我的看法剛好相反，我覺得在《香港國安法》生效之後，香港亦應該繼續可以舉辦六四集會。

早前有權威法律專家就《香港國安法》發表了「香港國家安全立法釋疑20問」小冊子，解答20條對國安法的疑問，當中第7條問到國安法會否損害香港居民的遊行，示威，新聞，言論等基本權利和自由。小冊子指國安法不會損害香港居民的各項基本權利和自由，只約束四類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小冊子特別提到「香港居民在行使這些權利時，例如參加『六四集會』，只要不實施分裂國家，颠覆國家政權，組織實施恐怖活動等行為，就無需擔心觸犯國家安全法律。」「20問」提到六四集會可以繼續舉辦，成為一個焦點。

我認為香港應該繼續要有六四集會，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悼念六四潛藏著關懷國家的觀念。可以看看台灣這個例子，今日的台灣，就是明日的香港。過去，大陸與台灣鬥了幾十年，鬥的就誰是正統。每當台灣提到中華民國，大陸便極不高興。但如今台灣的新一代，沒有多少人認同「中國人」的身份。據台灣《天下雜誌》去年11月做的民調顯示，在台灣當地，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的有61.9%，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只有6.5%，認為自己是「台灣人及中國人」的有28.3%。在20至29歲的群組，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的高達82.4%，年青台灣人已完全去中國化。

台灣《天下雜誌》去年11月做的民調。

香港民研去年12月同類調查有55%認為自己是「香港人」(台灣是61.9%)，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只有11%(台灣是6.5%)。香港的去中國化趨勢，大方向和台灣一致。

過去中華人民共和中華民國兩個招牌，鬥生鬥死鬥了幾十年，現在的台灣年輕人願意擁護中華民國的，還算有中國這個概念，已經相當不錯了。其實，六四問題亦一樣，當阿爺不喜歡香港人搞六四悼念活動時，很多香港年青人對六四已經沒有了感覺，背後就是對中國無感，失去了國家觀念。當然阿爺會覺得有負面觀念不是好事，我卻覺得無感更恐怖。

回想十多年前，由於傳統泛民把持六四集會，激進民主派為了搶奪市場，大力攻擊六四集會已變成「行禮如儀」，呼籲年青人不要參與，背後其實就是散播港獨理念。他們成功，就是去中國化成功。

第二、六四集會是一個政治圖騰。很多人說，訂立了《香港國安法》，香港就是變成一國一制，沒有了兩制，這點我不太同意。國安法主要是打擊一小撮政治活躍分子，他們可能是港獨，或者投美，而且傾向暴力和違法，估計大多數人都不會受國安法影響。

無可否認，不少人對國安法仍有疑慮。我認為突顯香港的一制與內地不同的方法，就是香港可以繼續搞六四集會、繼續可以上Facebook，即使這是阿爺很討厭的事情，但只要香港可以繼續做，香港的一制與內地的一制，就有了明顯的區別。 六四集會變成香港的一個政治圖騰，隨著中國變化發展，其實際意義，已經消亡殆盡，但作為一個圖騰，仍有很大的象徵意義。

我個人對年青人沒有了國家觀念，甚為傷感。人是需要有根的，需要關愛自己國家民族。當年輕人受到政治宣傳的影響，以一個小城市作為根的時候，無論從文化底蘊，或從政治經濟實力而言，都是極其脆弱。如果這種小城思想，還無限放大到要與國家對抗的話，根本就是一個死亡之旅。

盧永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