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又有人發動所謂公投，然後搞全港的罷工罷課。有家長看到相關新聞就發電郵給我，說她兩個兒子一個中四、一個中一，她十分擔心，質問為何學校可以容許學生罷課，如果學生走去堵路，阻地鐵被警察拘捕，老師和學校是否要負責？該家長又指戴耀廷這些人不斷鼓吹人違法達義，教學生去犯法，為何學校不禁止？
我自己不是教育界，但覺得香港的教育確實出了很大問題，特別是容許港大副教授戴耀廷那種「違法達義」的思想，借著港大的招牌及法治的包裝，推廣給所有的通識老師，然後透過他們灌輸給學生。用反對派的語言，就是洗學生腦。
戴耀廷評論港區國安法，大駡這個法律「無法提供一般法律擁有的正當性，但具有阻嚇性。」我睇完覺得好好笑，其他人這麼說或許還有道理，但由戴耀廷的口中說出就沒有道理了，因為按戴耀廷的邏輯，一般法律擁有什麼正當性呢？
只是符合他口中的「公義」的法律才有正當性嘛。也是用戴教授的邏輯，我覺得保護國家安全是最大的公義，港區國安法就有最大的正當性。
再看這個所謂公投，完全是胡亂搞作，將一些政治名詞堆砌出來，借此將他們要求的罷工罷課合理化合法化。
他們的行動有幾個問題，第一，「公投」不合憲無代表性。香港的基本法並無「公投」這個機制。正如特區政府所言，根本講公投就是不合憲。現實上這個「公投」分兩部份，所謂工會公投，就是要先參加他們的工會才去投票，他們報稱目標全港有6萬人參與公投，若有成員有6成支持罷工，即有3萬6千人，就啟動後續的罷工計劃，香港有372萬打工仔，3萬多人可以代表什麼？找3萬多人「公投」決定一日要上班12小時可以嗎？
至於中學生的所謂罷課公投，目標是1萬個中學生參加，有6成即是6千人支持就啟動罷課計劃，香港有33萬中學生，6千人可以代表什麼？找6千個勤力學生「公投」決定一個星期返7日學可以嗎？其實這個「公投」可以稱為「胡亂公投」，胡亂地自己設定一些對自己有利的遊戲規則，叫一些自己友投票，過了自己指定的標準，就賦予自己行動的合法性。由於所有行動都是胡亂來，政府理應取替。
第二，罷工會作曠工論。按香港《僱傭條例》第21B(1)(b)指出，凡是職工會會員都享有在適當時間參加該職工會活動的權利。2012年終審法院在Blakeney-Williams vs Cathay Pacific Airways Ltd (2012) 一案中判定，罷工是21B(1)(b)所指的「職工會活動」。不過按法例參加這些活動要有「適當時間」，意即： 1. 職工工作以外的時間，或2. 得到其僱主同意容許在該時間內參加該等活動。結論是如果你要在工作時間參加罷工，是要得到僱主同意，否則僱主就可以視為缺勤或曠工。僱主除扣除薪金之外，更可能按僱傭條例或僱傭合約因缺勤的理由解僱員工。所以參加罷工的小心會被僱主解僱，不要誤以為通過「公投」就獲得保障。
第三，罷課會作曠課論。香港沒有任何法例容許罷課，罷課等於曠課。學校是教育之地，應該教育學生不單止不應該罷課，特別不應在罷課時間走出去堵塞鐵路，堵塞道路，到處縱火，否則會因為觸犯刑事罪行會被檢控，定罪後抱憾終生。過去一年警方拘捕了8千個示威者，當中有四成是學生。據說近日大學生出來示威的人數減少，中學生增加，他們繼續被人煽動出來上街。
如今中學應該推動「守法運動」，拒絕「違法達義」的思想，老師有責任教育學生，告訴他們不要參加違法的活動。家長送子女入學，是希望他們受到教育，考到好的大學，將來出人頭地，而不是希望他們將來變成監犯，抱憾終生。
盧永雄
每年這一天，都會令我陷入沉思。31年前發生的事件，很明顯是中國發展的一大挫敗。事後回看，動蕩早在1987年已經開始，到1989年才爆發而矣。那幾年，以蘇聯為首的體制已危如累卵，西方的民主主義和市場經濟思想高唱入雲，影響著東歐，也影響了中國。
趙紫陽在1987年由總理升任總書記，想更快速推行全盤西化的經濟政策，在1988年就開始「闖物價關」，開放物價隨市場規律升跌，結果物價飛升，加上管得不嚴，旁枝衍生的就是嚴重貪腐的問題，最後終於在政治領域爆發。
31年過去，物換星移，現在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世局。特別是去年香港發生反修例事件和今年出現的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了中國和西方、特別是美國的關係。美國譴責中國和香港在反修例事件上沒有跟隨西方的原則行事，鎭壓示威。而在新冠疫情方面，更指責中國是播毒者。
然而，這只是西方的角度，有沒有人想過中國的角度呢？中國正從西方眼中的一個「乖孩子」形象蛻變出來，皆因這個「乖孩子」覺得，再跟著西方走下去，將不會有好前途。
自1978年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在西方體制的兩大法寶：民主政制和市場經濟之中，選取了後者，全力發展市場經濟。中國實施一種「半吊子西化」，並取得顯著的成效。如果封閉的計劃經濟會帶來專制的話，開放的市場經濟，即使沒有促成中國產生西方的民主政體，但也起碼會令到中國的威權政治變得文明，開始用現代化的手法管理，並在最大程度上滿足人民的訴求。
中國過去在西方化中吃到了甜頭。但這個「乖孩子」慢慢長得又大又壯了，他的老師開始妒忌，開始變臉。過去一年發生的事情，特別令中國失望。第一、香港的反修例事件，快速演變成嚴重違法的街頭暴亂，這種發展其實違反了西方所鼓吹的民主制的法治原則，但以美國為首等國家不但沒有協助中國平息這場暴亂，反而火上添油，把香港作為棋子，借此在貿易談判上脅逼中國。
另外，在新冠疫情方面，在武漢爆疫之初，中國的確有點手忙腳亂，但很快便採取了世衛鼓吹的抗疫標準，全面隔離、追蹤、治療，在短短的一個多月內便成功控制了疫情。中國本來以為已經學足西方抗疫標準，為西方爭取到寶貴的防疫時間，還在歐洲疫情爆發的時候，捐贈醫療物資及派出醫療隊協助他們抗疫。這一切不但沒有得到掌聲，到美國疫情爆鑊的時候，反而向中國甩鍋，要求中國賠償。中國現存愛滋感染者95.8萬人，愛滋病源於美國，中國想也沒想過就愛滋病向美國索償。而美國卻為新冠疫症在當地爆發，要向中國索償。
上述這兩件事情都違反了傳統西方的價值，但在美國的扭曲下，變成了攻擊中國的利器。經此一役，中國徹徹底底對美國推崇的意識型態感到失望，內地最崇美的「公知」，也被香港反修例和美國為疫情甩鍋，搞到灰頭土臉。
美國是全球霸權，但正如意大利新馬克思主義宗師葛蘭西（Antonio Gramsci）所講的，霸權地位的獲得，是因為霸權者能夠超越自己的利益，而照顧到其他角色的利益。
如今美國退化到只照顧本國利益的做法，已經令其快速丟失國際霸權地位。
西方世界面對的問題，部分西方領袖心知肚明，例如法國總統馬克龍去年8月，在一個對法國全球使節的講話中，提到西方霸權有兩大錯判，第一是低估了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大國；第二是西方文化正快速衰落，而新興國家的政治想像力，超乎西方的預計，例如中國的政策便令到七億人脫貧，背後包含了平等主義的思想，而西方的貧富懸殊，卻在急劇惡化。馬克龍以法國為例，指法國體制的賣點是個人自由、民主制度和富裕中產，但由於財富快速集中在極少數人的手裡，連中產也變得貧困，亦變成了反政府的新力量。馬克龍當然不會愛中國，他只是借中國來說明歐洲的問題，覺得歐洲要走一條擺脫美國的道路。
看完複雜的國際形勢，起碼可得簡單的結論。西方不再是中國的學習對象，中國學了市場經濟就足夠了，對於西方的民主制度，中國越來越不感到興趣，因為美國這個西方老大哥的民主制，非常扭曲，撕裂低效。回首31年前中國在十字路口上，最後否定了全盤西化的道路，發展出威權主義市場經濟，是作了正確的選擇。
盧永雄
